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生产停滞,百业凋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9月9日,敬爱的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四人帮便趁机认定良机已现,随即加紧了对党和国家安全领导权的篡夺企图。
在以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常委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泛深入地征求众多政治局委员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最终作出了果断决策,对“四人帮”及其核心成员实施了隔离审查。这一举措深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守护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文化大革命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随着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国,欢声雷动,喜悦之情弥漫了整个国度。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广袤的乡村,亿万民众自发涌上街头,连续三天开展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即便远在纽约的代表们,也举起了酒杯,共同欢庆四人帮被推翻的伟大胜利。
12月1日,一纸来自中央的调令降临,规定我在十日之内须圆满完成离职前的探访任务,并随即踏上归国的征程。
当时,我的下腰椎疾病突然恶化,迫不得已,我通过电话,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常驻代表们、各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及华人朋友们一一告别,最终于12日返回了北京。
抵达北京机场,我步出机舱,眼前的景象令人瞩目——外交部全体副部长亲自莅临迎接,他们分别是徐以新、韩念龙、何英、仲曦东、王海容等众多资深要员。
在我尚未来得及提问之际,王海容便透露了消息:中央已作出决定,我将接替外交部长一职。至于乔冠华,因投身于四人帮,他的职务亦已被相应撤销。
1971年10月25日,我国正式重返联合国合法席位。此刻,中国代表团洋溢着喜悦之情。图中左侧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而右侧则是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外交部,系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长期主政之要地,其干部队伍对于“文革”各有独立之见解。他们始终坚持抵制并奋力抗击四人帮及其同伙的错误做法。
江青及其一众同谋,为了攫取最高权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关键部门。他们深入介入外交部在文革中的运动,致使外交部沦为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初起,驻外使领馆的几乎所有大使和参赞都被召回国内,被诬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批判与迫害。
四人帮使用卑鄙的手段蒙骗广大群众,企图打倒周恩来和陈毅,再次打倒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外交部曾紧急召开会议,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无理批判,指责其推行所谓的“三降一灭”外交策略——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势力以及各国的反动派低头屈服,企图扼杀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
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曾派员到外交部,煽动夺权。随后,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部领导瘫痪,使外交大权旁落达一个多月之久。
在极“左”思潮的猛烈冲击下,接连爆发了万人围攻人民大会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1975年夏,外交部内一小撮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搞卖国外交。
文革后期,江青对乔冠华的笼络进一步加深。据事后披露的四人帮名单揭示,乔冠华被指定担任副总理一职,同时兼任外交部长。
“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决定,命你重返岗位,负责领导外交部的工作。”
不久之后,我造访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要地回顾了推翻四人帮的全过程。
此刻,我才深刻领悟到,叶剑英同志——一位在革命征程中屡建奇勋的杰出人物,在国家命运攸关的紧急关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坚定果断的行动,再次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塑造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叶帅始终坚定地抵制江青及其同伙在文革期间的反动行径,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他们无故对叶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严密监控其言行举止。
1976年6月,我自纽约返国汇报工作,特意拜访了叶帅。考虑到防范窃听的可能性,他特意将客厅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很大,以至于我们的对话变得有些困难。于是,叶帅建议不如去当时依据江青指示对公众关闭的北海公园,或许那里会更为适宜。
在仿膳饭店前的湖畔,我们俩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悠然品茗,畅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秘书和警卫分散开来,各自在周边水域悠闲地垂钓。
葉師對國內現狀頗感擔憂,對此亦表露出強烈的不滿。不過,他對老幹部和軍隊充滿信心,並深信廣大群眾對於“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心中固然充滿憤慨,卻因恐懼而未敢表露於言辭之間。
果不其然,短短半年光景,四人帮便已覆灭,全国上下欢腾庆祝,我国自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乔冠华、章含之
乔冠华,这个名字对众人而言并不生疏。正如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夫人)在其著作《外交风云亲历记》中所描绘,1974年那年的严冬,她与丈夫章文晋一道返回国内,就工作情况做了汇报,并向乔冠华部长详尽汇报了相关情况。在汇报之余,乔冠华部长及其夫人章含之热情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到家中小聚。
“人所共知,文革的形势您自是洞若观火,周总理的病情亦已危重,恐怕时日不多。识时务者为智者,您理应深思熟虑,尤其是江青对您的厚爱与重托。”
章含之曾私下告知章文晋,江青对他颇怀好感,对他的才华更是格外青睐。
显而易见,乔冠华与章含之判定时机恰逢其时,便毫不犹豫地举起江青的旗帜,为其招揽人才,结党营私。这段回忆深刻且鲜明地揭示了乔冠华、章含之阴暗的心态。
1977年,我国掀起了声势空前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进一步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在此次运动中,外交部众多干部与群众对追随江青、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乔冠华与章含之二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揭发与严厉的谴责。为此,外交部特地召开了两次全体大会,对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与乔冠华同志共事于外交部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前妻龚澎同志,她同样是我的燕大校友。龚澎同志不仅作为学生运动的杰出骨干而闻名,更以其卓越的业务才能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在女干部群体中独树一帜。在重庆的岁月里,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对她的敬仰之情,始终如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她在文革期间因过度紧张劳累,不幸过早离世。当我在干校的劳作中听闻这一不幸消息,心中不禁充满悲痛。
乔冠华、龚澎
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进步,也影响了他同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
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鉴于文革期间外交部工作所经历的严重滞后,我深刻认识到,如今亟需加快工作步伐,以弥补那段失去的时光。这不仅契合外交部同仁们普遍的迫切愿望,更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鉴于此,在处理批乔问题上,我们应当适时收手。尽管如此,外交部内极左思想的残留以及派别之间的对立仍旧根深蒂固,工作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状态。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这一号召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精神领域实现了全面解放。为了切实纠正偏差,全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广泛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外交部亦紧跟这一精神,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正气得以彰显,整个团队也由此步入了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正轨。
精准的干部政策是外交事业稳健前进的基石。自我重返岗位以来,我迅速着手恢复了一批因无端原因遭受边缘化的、德才兼备的干部职位,并对相关部门及司局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同时,我还逐步将分布在全国五个省份的五七干校中的四千余名干部调入外交部及其下属机构,此举有效壮大了国内外使领馆的干部力量。
外交部长肩负的责任举足轻重。作为我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中枢与智库,外交部下属的各区域司与业务司正全力投入到案件处理、深度研究和向上级机关汇报请示、提出建议与应对策略的工作中。此外,他们还承担着策划出访、参与国际会议的繁重任务,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官方代表团,投身于重大问题的谈判与协商,并就关键外交事宜向中央政治局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汇报。
在我任职期间,严格遵循中央的明确指导,我们顺利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关系的正式确立,以及关于美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与发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着手为香港的回归事宜进行前期筹备,并积极改善与印度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此外,我有幸亲自或陪同代表团,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以及美洲的52个国家进行了正式的友好访问,并与众多来访的外交部长及国家元首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于办公室与日常居所,我们每日面对的是如山般累积的文件,需一一审阅与批改。周总理生前常以此事告诫我们: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必须把握好分寸,权限不可逾矩。外事之事,无不关乎国家大义,小事亦不容忽视。
我明确意识到,在处理任何涉及政策性声明或对外公开表述的内容时,无论是对措辞还是用语的选取,负责人都必须亲自进行审核。
我们高度重视请示报告流程,积极争取中央的引领与指导,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坚决杜绝任何失误的可能性。
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的一大特色便是频繁接到紧急电报,尤其是那些由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或特急预备电报。此类电报往往在黄昏时分送达,并要求必须在午夜之前予以回复。这种高时效性的安排,旨在保障我国常驻代表团能够在纽约时间次日清晨按时发表讲话、表明立场或参与投票。
幸得纽约与北京相隔十二小时之时的时差,这使得代表团得以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进行请示。
不时,来自纽约的紧急电报便会直抵外交部,随后即刻送往我的住所,供我审阅。对于那些亟需处理的文件,机要通信员始终坚守岗位,及时将它们呈递给小平同志审批。当时,小平同志的听力依旧敏锐,他常通过电话征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