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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易手的时刻，每一位身处高位、手握重权的人均需作出关乎自身命运的抉择。择善而从，荣华富贵将源源不断，名垂青史亦指日可待。然而，若不幸误入歧途，先前半生辛勤耕耘的果实便化为乌有，更甚者，还可能招致后世的不齿与指责。

一步错，万劫不复。

鉴于其关系的重大性，身处历史巨浪核心的重要人物在面临命运的抉择时，往往显现出政治立场的不稳固，甚至带有几分“两面派”的嫌疑。

傅作义，此类人物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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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傅作义诞生于山西荣河县。该地位于汾河与黄河的交汇之地，古时隶属平阳郡，为关中板块的不可或缺一环。虽近代已丧失往日的辉煌，却依旧保持着三晋之地肥沃富饶的声誉。

傅作义的父亲，傅庆泰，昔日曾于河畔摆渡为生，凭借辛勤的劳作，维系着整个家庭的生计。

不久后，傅庆泰察觉到贩运煤炭的利润丰厚，于是借贷一艘船只，开始在河上从事煤炭交易，并逐步积累起最初的财富。随后的日子里，他运用所累积的资金，开设了商号，成功实现了向商人的转变，进而跻身地方显赫的富商行列。

自傅作义尚在幼年，清朝便已废除科举制度，从而切断了绝大多数士子稳定的晋升途径。然而，在与之相仿的时序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新式陆军的编练等重大历史事件，却如影随形，接连不断地上演。

继而，因缺乏晋升阶梯的文士们络绎不绝地投身军旅，引发了一场“舍文习武”的潮流，时代风气随之而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财万贯的傅庆泰，为傅作义精心铺设了一条“投身军校、步步高升、执掌权柄、光耀家门”的人生轨迹——

1910年，傅作义入读太原陆军小学。

1912年，该陆军中学迁址至北京清河镇。

1915年，我顺利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开始了第五期步兵科的学业。

1918年，傅作义重返山西，投身于阎锡山的晋军麾下。

这份履历显现了...傅作义历经全面的军事训练，积淀了深厚的军事学识，若仅以军人身份论，傅作义无疑远超阎锡山等留学日本的士官生。

凭借其正规军官的深厚素养，傅作义立功晋升，自然水到渠成。

1927年1月，直系、奉系、晋系及国民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激战。在这场战争中，傅作义率领一支团部驻守于大同的天镇地区，对宋哲元部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顽强抵抗。战争结束后，傅作义凭借其卓越的战功，得以晋升为师长，实现了从中校团长到中将师长的华丽蜕变。

同年十月，阎锡山已将势力转向南京国民政府，与奉军展开激烈冲突。此时，傅作义率领部队驻守在河北涿州，即便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仍顽强坚守涿州长达近百日。

凭借此番战功赫赫，傅作义荣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的总指挥，同时兼任天津警备司令一职。

三年后，中原地区风云突变，蒋介石与张学良携手，共同战胜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势力，从而将中国版图南北分野，局势重新洗牌。

傅作义，作为阎锡山的昔日部属，按理说理应受到清算。然而，张学良对傅作义甚为赏识，二人曾在“涿州之战”中结下深厚友谊，因此。张学良对傅作义深信不疑，因此委以重任，使其不仅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还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之职。

经历了二十载军旅生涯的傅作义，至此正式摆脱了“纯粹军人”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一手掌管军务与政务的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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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的军旅生涯虽不漫长，他却亲历了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勋、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等众多风云人物的兴衰沉浮。他目睹了他们登高筑楼，宾客盈门，亦见证了他们的楼阁轰然倒塌。

这些人的命运无疑深深触动着傅作义的内心，如何规避类似的悲剧，也成为他日常深思熟虑的关键议题。

从傅作义后来的行为举止推断，他似乎在很早之前便已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一方面，他致力于治理地方和军队，将其转化为稳固自身地位的基石；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巧妙地在各种势力之间穿梭，始终保持一条退路，以确保万无一失。

初抵绥远之地，傅作义便援引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念，在该地区农村实施教育、生产与武装相结合的体制。

制度核心宗旨是将政权的影响力延伸至农村，既实现了税基的拓宽，又巧妙地实现了兵员在民间的储备，这与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度、明清两朝的卫所制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此为傅作义治地方军初探。

继而，傅作义率领所部投身于长城抗战与绥远抗战的烽火之中。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以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与了忻口战役与太原保卫战，屡建奇功，为绥远军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但在这段时间，傅作义最为用心操持的，实则是对我党治军理政智慧的借鉴与发扬，从而更加精耕细作地治理绥远及他所统率的嫡系部队——

特设政治工作委员会，由傅作义亲自担任主任一职，集团军总部亦设立政治指导室，周北峰出任主任，此外，各军亦分别建立起政治工作部门。这三大机构协同发力，共同引领绥远军队的政治建设。

设立奋斗室，负责督导由军官家属构成的眷属团事务，同时严格规定军人子女必须就读于奋斗小学与奋斗中学。

借鉴我党“减租减息”的成功经验，对绥远地区的地主土地进行细致丈量，并严格设定田租的最高限额，以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对于那些不予以配合的地主，将未丈量的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出租给农民进行耕作。

参照我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绥远军制定了自身的《十项纪律》。

除此之外，傅作义亦对河套地区的灌溉设施进行了全面整修，成功开垦出3.6万顷可灌溉良田。此举使得谷子、小麦、糜子等主要农作物的年产量显著提升，高达2.3亿斤，绥远地区的居民人均粮食占有量也随之增至760斤。

上述政策涵盖了军事政治、地方经济、军队纪律、生产救灾等多个方面，我党治军治政的精髓已基本被我掌握。以至于阎锡山对傅作义怒斥其为“七路半”，认为他距离投靠八路军仅一步之差。

傅作义此举，首要考量的无疑是地方治理与军队指挥，然而，他此举的后果，便是与我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为自己的未来增添了一项可能的选择，从而摆脱了对阎锡山军事势力的过度依赖。

随着傅作义与我党关系愈发紧密，蒋介石心中不禁生出了警惕之意。

为防止傅作义率领绥远投身延安，步杨虎城后尘，蒋介石亟需提高筹码，以争取傅作义的支持。到了1938年年末，蒋介石正式委派傅作义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官，并兼任第二战区北路军的总司令。

第二战区司令为阎锡山。

第八战区司令：蒋介石。

此任命实则将傅作义自晋军行列中剔除，削弱了阎锡山的势力，同时将傅作义收归己方旗下，从而增强了中央军的力量。

傅作义，实则沦为蒋介石用以遏制阎锡山及我党的手段。

然而，此等成果恰是傅作义所期许的。因之，傅作义便能在蒋介石、阎锡山与我党三方之间自如穿梭，与任何一方的联系均显得暧昧不明，然而每方皆为其退路的依托。

割据绥远，纵横捭阖，胸怀天下，这正是抗战时期傅作义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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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与我党维系了尚可的交往，然而步入解放战争初期，他依旧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蒋介石的阵营之中。

为什么？

傅作义有两方面考量。

首先，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已成为全国性的强大政府。面对我党与其正面交锋，傅作义坚信，我们毫无胜算的可能。

其二，傅作义所盘踞的势力范围与我国共产党的根据地相毗邻。鉴于我党意图拓展根据地，这一举动难免会触及傅作义的利益所在。为维护自身权益，他必然竭尽所能，试图限制我党的发展空间。

在上述背景下，1946年7月，傅作义与我党爆发了“大同集宁战役”。

此次战役的导火索源于我党旨在遏制阎锡山的势力，遂将晋绥与晋察冀两大区域紧密联合，从而从两地军区中调集三十个团，形成主力，全力进攻山西大同；同时，另有一部分兵力被派遣至集宁，旨在遏制援军的到来。

彼时，傅作义官至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其辖区囊括了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集宁恰位于绥远省境内，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若集宁沦陷，傅作义将不得不承担“失地”之责；而大同一旦失守，晋绥与晋察冀便能实现联合，从而具备与第十二战区抗衡的实力，这亦是傅作义不愿目睹的局面。

傅作义部倾力出击，成功击败了向我军集宁方向进发的部队。集宁防线告急，导致原本强攻大同的主力部队失去了支撑，不得不迅速撤离大同。

我党领导的大同集宁战役终告失利，贺龙、张宗逊等英勇指挥员亦由此退居后勤战线，告别了前方指挥岗位，不再具备统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资格。

战后，傅作义再度调集兵力东进，迫使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撤离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从而稳固了第十二战区的疆域。

凭借这两次显著的战功，傅作义赢得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视为国家中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荣获了“国光勋章”的荣誉，而且在次年年底时，更被晋升为华北“剿匪”总司令，肩负起对绥远、察哈尔、热河、山西、河北五省的广大地盘及其所属军队的统率职责。

傅作义割据绥远，升任华北王。

然而，傅作义仅得享华北如画风光一年时光。

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相继落幕，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覆灭的命运已无可逆转。特别是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麾下的嫡系第三十五军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军长郭景云以身殉国，副军长王雷震、师长冯梓及温汉民亦悉数被俘，该军自此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嫡系军队一旦丧失，傅作义便失去了其最为关键的依靠。

随着我军捷报频传，傅作义所辖的张家口、天津等大城市亦纷纷获得解放。虽然山西尚未完全被解放，但徐向前正率军围攻太原，成功切断了华北傅作义与西北胡宗南会师的路径。

傅作义，这位曾任华北剿总司令，此刻仅剩25万疲惫之师和孤立无援的北平城。若林彪与聂荣臻将军强行围攻北平，恐怕无需时日便可知其胜负。

此刻，傅作义略显焦虑，意图以北平及其余25万残部为谈判的筹码，与我党商议条件。

教员亦曾指出，北平乃明清两朝的故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与古老的建筑群，若强行进攻，恐将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若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傅作义的问题，不仅能够保全北平，亦能对长江以南的国军起到表率之效，从而降低国家统一的障碍。

随后，我党与傅作义展开谈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1949年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从而确立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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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对北平实施和平解放的决策，实则旨在保留自身军事实力，为未来在权力与地位上的布局打下基础，而非真心向我国共产党靠拢。

次日，傅作义即先行一步，将“北平和平解放”的决议对外予以披露，然而与我党签订的协议内容，对外仅公布了正文中部分条款及22条附加条件中的13项。

傅作义此番举动，实则旨在避免因战事失利、天津之战败绩而蒙羞，力图塑造自己主导北平和平解放的正面形象。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做法，提升个人地位与声望，从而在后续的权力分配中争取更多的筹码。

项庄挥舞剑舞，实则意在沛公，那么傅作义手中的筹码，又将如何巧妙运用呢？

答案是，分享政权。

在傅作义与我党所签订的协议中，其中一项明确指出：“双方将派遣代表共同组建一个联合办事机构，以负责处理所有与军事及政务相关的事宜。”即将组建的联合办事机构，其性质本属过渡，然而傅作义有意将其转化为由他与我党共同建立的联合政府。

若傅作义的愿望得以成真，届时他或将由南京国民政府的华北剿总司令一职，跃升至我党即将组建的新政权的合作伙伴。

论及公司股份，傅作义在新政权中所占的股份至少可达五成之数。

如此不妥之事，导师又怎能坐视不管呢？

自傅作义向媒体公布协议的初期，教员便洞悉了他的意图。紧接着，教员迅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一方面，教员亲自对叶剑英进行指导，指示他在北平联合办事处的筹备会议上，向傅作义所派遣的代表阐明，该机构系属前线司令部领导下的工作机构，并非政权机构，切勿怀有觊觎分享政权的非分之念。

在叶剑英的积极争取下，该过渡机构的名称最终被更名为“北平联合交接办事处”，以“交接”二字明确否定了其政权属性。

此外，2月1日，教员公开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向全社会清晰地阐述了傅作义愿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缘由——

战败，希望尽失。一条较为理想的解决之道，便是将军队撤出城区进行改编，从而使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能够和平接管城防与市政事务。这一举措正是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

为何天津不采纳此措施？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根基与历史文化遗产不该得到保护吗？难道国家的根本活力应该遭受损害吗？......根本的缘由在于傅作义将军尚存一战之志。天津一旦失守，短短二十九小时内，十几万人的武装力量便迅速缴械投降，北平因此孤立无援，前途尽失，最终下定决心选择第二条道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可能。

教员的言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傅作义那看似崇高的姿态与声望，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认识到，傅作义并非出于对北平的守护而选择和平，实乃因战局败坏至极，面临覆灭之境，被迫无奈地转向和平之路。

傅作义失去分享政权的资本。

在战火纷飞的沙场之上，若不能取胜，那么在谈判的桌面上玩弄小伎俩亦无济于事。傅作义至此方才罢手，北平才得以真正实现和平解放，城内那25万残余军队亦被击溃并改编。

傅作义虽舍弃了北平，然而他于绥远倾注了近二十年的心血，仍决意在那里奋力一搏。

鉴于我军在绥远仅有一支兵力不足万人的纵队，其规模有限，战斗力亦相对薄弱，而傅作义的旧部董其武麾下却拥有超过三万人的兵力，实力上明显超过我军。因此，局面显得相当严峻。在处理绥远问题时，我党并未强制要求董其武部队解散并改编，而是选择维持现状，继续让该部控制包头和归绥，与我国军队共同划界防守。

傅作义仍是绥远的太上皇。

7月14日，傅作义致信教员。蒋介石与阎锡山曾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企图借助美军之力卷土重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封锁了海港，对民众进行了轰炸。然而，他们被视为卖国贼，前景黯淡，毫无希望。

在陈述完上述立场后，傅作义随即提出恳请，期望能够亲自前往绥远地区，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绥远的问题，并将其建设成为真正的解放区。同时，他亦希冀对绥远部队进行改造，使其成为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阅完信件后，教员提笔批注道：“信文佳妙，观点精准”，随即应允了傅作义所提出的请求。

8月28日，傅作义至绥远。

紧接着，傅作义便邀请国府国防部长徐永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马鸿宾等要员赴绥远共聚。待诸位嘉宾抵达后，傅作义随即发表了与前述言论大相径庭的言论——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在即，国民政府必须做好反攻的充分准备。在正式行动启动前，我们应当考虑对电厂实施轰炸，扰乱大城市的秩序，并干扰新政权恢复工业的步伐。

可以说，傅作义向领袖表达立场，实则是在为自己预留后路；同样，他对徐永昌的表态，亦是对自己退路的考量。在政权交替这一关键节点，他沿袭了抗战时期的一贯做法，于国共两党之间巧妙周旋。

徐永昌问计划。

傅作义指出，新政权面临的经济困境严峻，恐怕难以度过明年的春荒难关。为此，我计划在绥远地区开展农场经营，并将各级军官派往农村进行战士训练。预计半年之内，我们可以集结起二十万人的队伍。待明年时机成熟，我将率领部队出击。

“我有一策，能使党国由暗转明......”

徐永昌与傅作义本为晋军战友，彼此间互信深厚。听闻此计划后，他们深觉其可行，遂心满意足地返回广州。

“绥远地区拥有可耕地10万顷，目前仅开发了4万顷。若政策环境允许，我愿重返绥远，致力于兴修水利、发展农场，以造福当地民众。”

薄一波未曾多加思索，便迅速将傅作义的提议转述给了教员。

经过在北平的多次交锋，教员对傅作义心生警惕。听闻傅作义有意重返绥远，他立刻警觉起来，深知傅作义此举必有图谋。

不久之后，教员便任命傅作义担任新政权的水利部部长一职，并有意将其留驻北平，以此彻底切断他与绥远之间的所有联系。

这项任命意味着，若决心兴修水利，便当全国范围内铺开，以成全你的愿望。然而，你返回绥远的意图，我已洞察其详。请勿再存非分之想，我持坚定立场，不予以同意。赋予你水利部长之职，实为赋予你最后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若再不收敛，切勿怪我手段严厉。

若无傅作义的镇守指挥，其昔日绥远部众亦难以掀起波澜，年末时分，便纳入了解放军的编制，隶属于华北军区统一调度。

6

傅作义在北平与绥远频繁生事，其根本原因在于军阀习气作祟。他不愿接受军队、权力与地位的丧失，因此将军阀混战时期的陈规陋习，引入了政权交替的过程之中。

傅作义又岂能料到，版本已悄然更迭，他所依循的那一套方法早已显得过时。

尽管如此，傅作义实则内心难平。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来，他的心理状态或许与张东荪等期盼美国入侵的卖国贼并无二致。

直到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附近，他们这些人才看清楚，美国是打不进来了，旧时代是回不去了，我党的江山是坐定了。

此刻，傅作义方才深刻领悟，局势已然无法逆转。

他遂向教员坦白，透露了自己所掌握的电台数量、枪支数目，以及藏匿地点的具体信息，企图通过揭露这些秘密，求得教员的原谅，从而能够安心度过余生。

教员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留着用吧。”

即便百万联合国部队都无法攻入，仅凭你手中的无线电和武器，又能掀起怎样的波澜？

仅此五个字，实则蕴含着教员对傅作义之深刻个人评价——

瞧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