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纠葛

王文耀 王保春

在1961至1970年间，两位作者曾担任陈伯达的秘书职务。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

▲ 陈伯达（1904-1989），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

争文革组长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任何事务，均需及时向组长请示。”

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做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是否还是代理组长，是否还是第一副组长？”在审阅报告草案后，她迅速补充了自己的观点，并多次强调：“我添加的这一句至关重要！”

抱怨言辞未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散会之后，却无人传递相关信息。然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依旧哭闹着表达自己的委屈：“正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总是对我有所限制。若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本可以自由地投身工作，但我实在是无法忍受……”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斗殴

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的运作中心转移至京西宾馆。陈伯达先生因平日饮水量颇丰，加之年事已高，又有尿频之症，频繁往返于洗手间。位于京西宾馆会议室周边的洗手间，其门外标注为“盥洗室”，而内部仅设有一间厕所，不分性别。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日你擅入我的洗手间，他日岂不更要侵犯我的私人空间？”

厕所自此无人敢用。

江青怒摔陈伯达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个夜晚，陈伯达结束在十一楼（此处乃江青的居所，亦是她常用的代称）的会议，径直返回了自己的卧房。王文耀得知陈伯达已归，随即携带着精心挑选的文件卷宗，至其床榻之前（陈伯达素来习惯于归来后即就枕翻阅书籍），恳请他予以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伯达，你这是怎么了？”陈伯达低声回应：“没事，只是感觉有些不适。”稍作沉默，见屋外无人打扰，陈伯达这才低声向王文耀透露：“请你替我保密，刚才‘十一楼’（江青）对我大发雷霆，甚至摔碎了杯子。”说罢，他从被窝中取出一个纸包递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闻此言，不禁愕然。接过手中的包裹时，陈伯达低声补充：“这包裹来历神秘，除了我，无人知晓。或许她日后会索回，你打算如何处置？”王文耀接口道：“那就交给我处理。”同时，他询问陈伯达：“她为何对你如此愤怒？当时都有哪些人在场？”

陈伯达轻摇着头，叹出一口长气：“康老（康生）和姚文元这些人，他们自诩是在从事研究，然而初见面，她便将一封信扔在我面前，指责是我将写信之人逼至绝境。康老在一旁附和道：‘那哪里是信，分明是一封绝命书！’”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砰地一声，水花四溅，茶杯也成了碎片。我担心服务员听到声响进来看，于是赶紧将地上的碎片清理干净，用纸包裹好。”陈伯达续称，事后江青似乎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这些物品带回后，陈伯达心有余悸，担心江青会找他的麻烦，犹豫不决不知将它们置于何处。于是，他将这些物品交给了王文耀处理，并叮嘱道：“将其丢弃吧，以免伤人。”

知情者皆深知，江青的界限切勿轻易触及。王文耀手握这包碎瓷片，心中无计可施。若弃之不顾，江青一旦急需而未能即时取用，恐将惹来麻烦；若保留不去，江青又可能质问：你留着这东西有何用？经过反复思量，王文耀最终决定暂时保存。当晚，他将碎瓷片埋藏于十五楼门前小河畔的松树根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凑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

陈伯达愤然离开会场，沿着走廊漫步一圈后，再次向会场走去。然而，恰逢周总理走出门口，见状便问：“你回来做什么？”陈伯达领会了周总理的暗示，遂转身离去，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江青欲摘陈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那是一个夜晚，我正于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观赏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演出尚未落幕，陈伯达便唤来王文耀，指示他告知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要求人民日报社迅速将文件分发给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小缪即刻照办。

演出结束后，陈伯达提及将前往一楼大厅参与一场在京举行的宣传系统会议。他事先并不知情，原来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几乎涵盖了中央碰头会的成员，而会议由江青担任主持人。会议伊始，江青便直接要求陈伯达进行检讨，指出他负责的《红旗》杂志半年未出版，并指责他封锁了主席的重要指示。陈伯达闻言一愣，反驳道：“我并未封锁主席的最高指示！”江青回应：“你否认？主席最近关于日本问题的指示，难道其他人都不知情吗？”康生在一旁附和道：“我并未看到相关指示。”陈伯达辩称：“我确实看到了，并及时传达到了……”

陈伯达话未毕，江青便迅速夺过话筒，言道：“陈伯达若不自我反省，便剥夺其发言权，由我来揭露事实。你依旧身着军服，头戴军帽。”陈伯达回应：“众人皆着军装，非独我一人。”江青紧接着质问：“我欲取下你的领章帽徽！你可曾知晓红五星的由来？”

陈伯达目睹江青那副姿态，便意识到会议的目的是对他进行批判，于是毅然摘下头上的军帽，用力摔在桌面上，高声喊道：“大字报上街！”此言一出，意在表明他已做好了张贴大字报、接受批判的准备。

叶群紧接着举起手，声音激昂地高呼：“支持江青同志！”然而，会场内却一片寂静，紧张的气氛弥漫。江青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对在场人员宣布：“在此场合，所有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会场，今日会议内容不得外传，此为纪律，一旦泄露，将追查到底。禁止记录，凡有记录者，须立即放下笔记方能离开。”话音刚落，江青便接着讲述了“红五星”的由来。

散会之后，陈伯达心绪不宁，情绪沉重地回到了家中。翌日，他步入红旗杂志社，在一场全员参与的大会上，发表了诸多消极言论。他坦言：“……各位若有对我的不满，尽管直言不讳，我深知自己犯有诸多错误，理应接受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未能如期出版，责任全在我，是我疏于管理，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你们甚至可以对我进行大字报的批判，甚至将其张贴于街头……”众人听闻此言，皆感困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两天之后，我们设法从中央办公厅借来了那次会议的录音资料，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再次仔细聆听。对于江青所表现出的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我们心中充满了不满。这卷录音带并未立刻归还，而是被妥善保存在我们的办公室之中。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于江西庐山召开期间，陈伯达因“天才论”遭受批判，这便令我们陷入了焦虑。当时，我们顾虑重重，若是将录音带退还办公厅，恐怕江青得知后，会引发一场火势，若是留在办公室，同样可能被视作一桩罪责；而将其销毁，我们又实在难以割舍。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最终决定将录音带藏匿于办公室一处不易察觉的隐蔽之处。

江青对抗中央碰头会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

然而，江青对周总理主持的碰头会议并不满意，她屡次敦促陈伯达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以就若干问题作出决策，从而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形成对抗。陈伯达却总是以种种理由推诿，拒不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因此感到极度恼火，但鉴于陈伯达担任组长，若他缺席，江青便无法独自召集小组会议。江青心机深沉，深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均居住于钓鱼台，于是她提前与张春桥、姚文元密谋，趁江青每晚邀请“文革”小组成员观影之际，悄然召开会议。

那是一个夜晚，陈伯达正安卧于卧室的床榻上翻阅书籍，忽闻钓鱼台值班室来电，告知江青女士邀请他前往十七楼观影。陈伯达闻言，即刻向我们吩咐：“你们转告他们，我此刻已入梦乡。”我们依言将此信息转达给了值班室。然而，未过多时，江青再次通过值班室来电，声称康老及她本人均在等待陈伯达。陈伯达闻言顿时焦急万分，对我们直言不讳：“你们就告诉他们，我已服用了安眠药，昏昏欲睡。她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召开小组会，强迫我发表意见，我决不前往。就说我安眠药药效已发，无法起身。”言罢，他迅速拉起被子，不再言语。

江青批判新启蒙

1968年，陈伯达深感不愿继续滞留在钓鱼台中央的“文革”小组之内，渴望与江青等人保持距离。然而，他妻子刘叔晏在家中引发的纷扰已使新建胡同的住所面目全非——两人正处在离婚的风波中，这一状况街坊邻里皆有所闻。中办管理局为陈伯达另觅了新居——位于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但此处房屋老旧，正处在修缮之中。鉴于陈伯达不愿入驻钓鱼台，管理局无奈之下，只得临时将他安置于中南海丙区，一处位于国务院一侧、相当陈旧的四合院之内。

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惶惶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若‘十一楼’寻你，只需询问警卫局你的住址，他们怎会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这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

江青离世后，陈伯达情绪激动，心急如焚。回想1936至1937年那段时期，中国文化界兴起的新启蒙运动，他身为关键推动者，此番变故似乎正针对他而来。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此处不宜久留，她终将重返。”随即，他通过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叶群。叶群遂献一策，建议他暂居于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畔，声称林彪曾在此逗留，环境相对清静。

陈伯达于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中逗留未及数日，便急匆匆地迁移至中南海外侧的养蜂夹道。

撕毁江青合影

自中共九大闭幕之后，陈伯达便居于米粮库胡同，然其钓鱼台十五楼之办公室仍保留，由缪俊胜负责照看。陈伯达久未踏足此处，近日心生一念，遂决定前往一探。一日，他造访钓鱼台，恰逢江青手持相机，正与众多随行人员在大院内兴致勃勃地捕捉美景与人物。江青见陈伯达到来，亦为他拍摄了几张照片，并且还安排了其他人为她和陈伯达合拍了几张纪念照。随后，陈伯达在十五楼办公室稍作逗留，却总觉得心绪不宁，遂决定离去。

陈伯达对与江青合影一事心存忧虑，经过一番踌躇，最终还是将此事告知了叶群。叶群闻言，便对陈伯达表示担忧：“此事若让主席得知，恐怕不妙，江青此举意欲何为？”陈伯达听了叶群的话，内心愈发不安。了解到江青在新华社冲洗照片，陈伯达立刻派遣身边的缪俊胜驱车前往摄影部。恰好照片刚刚冲洗完毕，江青尚未取走，缪俊胜便与摄影部工作人员打好招呼，取回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递至陈伯达面前，陈伯达却立刻将其撕得粉碎。缪俊胜惊呼：“哎呀！您怎么就撕了呢！新华社会知道是我取走了这些照片。江青同志若是询问，我该如何解释？”陈伯达则轻松回应：“无妨，就说是我拿去了。”观察其表情，不难看出陈伯达的心情瞬间变得轻松。

此后，传闻江青对新华社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明确指出，除非有她的直接指令，否则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她的物品。

陈伯达家中来了“不请自来者”。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和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但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江青诋毁陈伯达。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这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

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方才落座，尚未开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便齐声发难，对陈伯达展开辛辣的讽刺与尖刻的嘲讽。陈伯达备受羞辱，颜面扫地，如此对待一位大文豪，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几乎瞬间昏厥。他们责令陈伯达预备在下次大会上公开检讨。陈伯达无奈道：“我此刻思绪纷乱，难以提笔。”康生却接口道：“既然你难以落笔，便由我来代劳。”

康生代笔所撰的检讨文，措辞之尖锐辛辣，以至于陈伯达自身都难以直视。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能够顺利过关，他不得不忍痛在会上照着文稿一字一句地朗读。

返京后，陈伯达原计划隐退山林，回归农夫生活，安享平民之晚年。却未料，他竟被囚禁于牢狱之中，度过了长达十八年的铁窗生涯。服刑期满仅一年，便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