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6日清晨，列车在永定门车站缓缓进站。雾气笼着站台，晨风带来秋草气息。车门打开，银须飘拂的张元济搀着长子张树年走下车，一抬头便看见欢迎队伍中那面鲜红的旗帜。他已经八十二岁，从同治、光绪、宣统，到民国、抗战，再到今日的“北平”，这位老翰林亲历了三个时代的剧烈更迭，如今，他是北京城最受瞩目的客人——全国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身边的工作人员轻声介绍：主席忙完手头文件，最近两天要抽空陪几位长者游览天坛。张元济听罢，轻轻捋须，目光在晨雾里闪动。别人只道此行是礼遇，他心里却更想看看，这位打破旧帝国、即将领导新中国走向开天辟地的“新天子”，到底有何气度与胸怀。
三天后，9月19日下午，秋风骤起，褐色落叶在永定门外的甬道上纷飞。毛泽东的黑色轿车先一步停进天坛东门。久经战火的北平城墙在灰云映衬下显出凝重的轮廓。主席跳下车，径直走向售卖亭，向售货员询问：“今天凉了，生意咋样？一只酸梅汤，先让我暖暖嗓子。”那位年轻售货员愣了愣，手忙脚乱地递过杯子。主席抿一口，眯眼朝远处望去：“这风一吹，京城有点旧时味儿。”
不多时，刘伯承、聂荣臻、粟裕以及程潜、张元济等人陆续抵达。毛泽东抬臂招呼，众多军政要员与两位耄耋翰林汇聚在古柏参天的神路口。按照事先的约定，今天不谈政务，只叙往昔。毛泽东颇有兴致地说：“请诸位在这儿散散步，换个心情。先请张老先生给我们讲讲当年进翰林院的小插曲，如何？”
张元济看着面前一群比自己小了半个世纪的将领、学者，沉吟片刻，爽朗开口：“同治年间，岁试千人，取中不过十数。我也不过侥幸，考了个庶吉士，学规矩比为官多。至于慈禧太后，老夫只在宫门远远见过，不敢说见了几面。”话音未落，众人相视而笑。毛泽东故意追问：“那她老人家摆不摆官架子？”张元济抬手作揖：“宫禁森严，哪来什么民间交往？只觉其目光高处，看人如蝼蚁而已。”一句“蝼蚁”，听得陈毅哈哈大笑，一连声附和：“还是张公说得痛快！”
漫步祈年殿前时，讲解员正在解释三层圆殿“天、地、人”之说，毛泽东忽地驻足，注视那二十八根青龙木。“二十八根，”他低低念着，“二十八年，从嘉兴红船到今天，正好一轮甲子。”程潜闻言，轻点头，兴叹一声：“革命真是旷古未有之业，与当年戊戌岂同日而语。”这句感慨似说给老友张元济，也似自言自语。
临别时已向晚，残阳如血。毛泽东按住张元济的手，语气坦率：“菊生先生，你们当年的书生意气，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如今山河改色，还须老先生捧场。”张元济笑得温和：“只要此身未朽，愿尽心竭力。”
天坛一游，不过数小时，却令张元济心潮沉浮。同行友人回忆，当夜在六国饭店，他仍披衣立窗，望着暗蓝天际的北斗说：“一百年来，换了多少朝代，今日看见新气象，心里踏实了。”同屋的张树年听得明白：父亲等来的，是一个终于可以倾其所学、而不必担忧兵燹政变的年代。
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张元济在仁寿殿首见光绪皇帝。那一次，面对年轻皇帝的急迫，他婉转陈言，提醒变法切莫“激流争先”。这段对话后来在史家笔下屡被引用：“当慢则慢，不可一味求速。”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未怜惜温言，三月后血雨腥风。等到许多同僚赴难，张元济被革职，拖家带口南下一走，上海租界的洋房巷口，他才第一次用口袋里少得可怜的润笔费，在黄梅天的弄堂里租下两间破屋，开始了“办书救国”的漫长尝试。
1902年，他加入初创不久的商务印书馆，定下“开民智”的司训，买机器、编教材、推《四角号码索引表》，发掘古籍，用他的话说，“书能开眼，开眼即生路”。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宝山路总厂的机器一开动，机械轰鸣如潮，铅字好像在跳舞。可天不作美，1932年一夜之间，燃烧弹将东方图书馆付之一炬。那夜，46万件典籍腾起黑烟，灯火映得天红似血。有人见到张元济抱着残书坐在废墟上泣不成声。第二天清晨，他按了按厚重的藤帽，低声说一句：“哭够了，该干活了。”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卷土重来，被称为“上海奇迹”。
抗战胜利那年，他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大会上公开抨击内战。台下的蒋介石面色凝重，会议结束迅速离场。有朋友替他捏把汗，他却摇手：“我百岁之人了，还怕什么？”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张元济在租界破旧书斋里读到消息，沉默良久，对儿子说：“是时候北上一行。”手指轻点报纸，他知道风向根本变了。
全国政协会议的议程紧凑，张元济日间听会，夜里翻阅大量报告、草案。9月21日的宣言讨论，他提出“保全我国的”五字，周恩来顺势补进“保全我们的领土”。此处小改，实为一位老出版家一生情感的凝结——文化与疆域，一样不能遗失。
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第三排。刚升起的五星红旗随北风猎猎，他扶着栏杆，微眯的眼中潋滟泪光。就像当年在美国求学的张树年给父亲捎信时曾说：“倘若这片土地终有曙色，那一定属于那些念想着它的人。”如今曙光就在天幕上飘扬，他这个阅尽沧桑的老学究终于可以相信：书里写的“天下为公”，第一次有了触手可及的轮廓。
开国典礼后，他给毛泽东写信，措辞古雅而坦承，谈及禁烟、兴学、修史。几天后，周恩来带着主席的手谕回访，“主席嘱我转告，愿听您多提意见”。上海老宅里，他叹息：“君子不器，今而后，老朽亦可为用。”此后数年，他与毛泽东保持书信往还。1951年夏天，他收到西柏坡寄来的回复，对方在信尾写道：“望早日康健，再为文化大业出力。”短短数语，却让张府灯火彻夜未熄。
五十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在各大城市建立文史研究馆，既纾困故旧学人，又收罗散佚典籍。上海馆初立，适逢张元济重病在床，市委请示北京，毛泽东批示：“非张先生莫任。”陈毅携任命状亲赴病榻前，轻声说：“主席有言，上海文化之根，您是活字。”张元济已近九旬，手指微颤仍执笔写下：“勉从公教，不敢辞劳。”
晚年的张元济，仍坚持每天校讐古籍三千字，客人来访，他时而忆及甲申易帜、辛丑赔款，也谈到《四库全书》散佚的焦虑。1958年春，病情骤恶化，周恩来握着他削瘦的手低声说： “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病榻上的老人抬眸，尚能回以一笑。翌年初秋，他安静地合上眼帘，告别尘世。
张元济的一生，不单是翰林与出版人的履历表，更像一面镜子，映出百年中国的裂变与重生。晚清读书人信奉家修、治国、平天下，当封疆崩塌，他们有人南渡、有人流亡，也有人像他，披着旧儒衣冠，钻进机器轰鸣的厂房，去排版、去校字，用书本开路。1949年天坛那次信步，他亲眼看到战火硝烟尚未散尽的古都里，站着一群新型的执政者，他们喊的是“人民”，谈的是“群众”，对一个活过甲午、辛亥、北伐、抗战的老人而言，这四个字，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有分量。史书漫长，却总在个别瞬间转折。天坛秋风不过一刻，足以代替此前数十年的苦候。张元济当晚的失眠，正是历史翻篇时一个见证者的最私密心声。
张元济晚年书训的当代回响
张元济辞世前，仍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古籍整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九万卷的保护计划，就源自他在1954年的设想。上海文史馆开馆伊始，他写下《馆务八则》，第一条便是“存真赝并列，辨古今异同，以救遗文散佚”。这八条规矩后来成为全国各地文史馆的蓝本。时人回忆，张元济常在病房的桌畔铺一张大纸，上写：“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唯勤可补。”护士换药之余，能见他扶着放大镜，一笔一划校写《四库提要》。这种“勤”字，不仅映照他半生救书救国的执着，也为后来无数参与古籍整理、方志编纂的学者定下专业与敬业的标尺。今天依旧流传的《万有文库》《辞源》《四角号码新词典》等版本，印本虽经多次修订，却保留了张元济当年的排版格局与标点体例。学界戏称，“张馆长把标点符号引进汉籍，就是硬生生把古人拉到二十世纪”。此言虽带几分调侃，却点明了那位老翰林兼出版家的开创精神——他用最传统的学术积累，托举起最现代的知识体系，让读书人成为新中国大规模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受益者。倘若再回溯1949年天坛那场谈笑，当年毛主席对张元济的尊重，更像是一种宣示：革命并非要切断历史，而是要更新历史；新的国家，需要新的道路，也容纳老一代学人的经验与风骨。在这一意义上，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一握，成为文化接力的无声交棒，至今仍在书页翻飞间发出细微而持久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