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经过长达33个月的激烈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下，战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不仅圆满实现了保卫家园、抵御侵略的既定战略目标，更成功地将敌人阻挡在了国门之外。
尽管整体而言成果显著，抗美援朝战争却并非尽善尽美。鉴于美国的施压，以及苏联与朝鲜的妥协，我国在停战谈判中被迫接受了美国所提出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此举使得美军在战俘处理上得以操纵。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约2.2万名志愿军俘虏之中，有2/3的志愿军战俘因为被美国及国民党集团胁迫，最终“选择”前往台湾，只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虽然面临美军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依然选择回国。
最终，超过6000名志愿军战俘成功重返祖国怀抱。那么，这些战俘归国后遭遇了何种经历？他们的命运最终又是怎样的呢？
1953年8月，逾6000名归国志愿军战俘在历经漫长的等待后，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们的第一站是辽宁昌图县的金家镇。负责接待并管理这批归来者的机构，被称作归来人员管理处，该机构系总部授权，由东北军区牵头成立，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师级。
在这6000多名毅然决然选择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中，无论是党中央的毛泽东归管处的管理人员，抑或是其他相关人员，都深知他们在战俘营中曾与美军及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均经受了严格的考验，堪称值得敬佩的英雄。
因此，毛泽东在针对归国人员时，提炼出了简明扼要的二十字方针，即：满怀热情地关怀，细致耐心地引导，洞察问题本质，审慎妥善地处理，井然有序地安置。
热忱的关怀，自是易于明了。尽管这些同志身陷囹圄，但绝大多数人并未抛却民族节操，更未向敌人屈服。他们在战俘营中，依旧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进行抗争。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由衷的关怀，以及党的深切温暖。
耐心施教，实属必要。这6000余人曾遭受俘掳，那段屈辱而难忘的历史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实施全面而耐心的教育，以此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助他们放下心头的重担。
理应明确问题所在，尽管众志成城，人心向善，然而，美军的秘密行动与国民党势力的介入，导致志愿军战俘面临着诸多困扰。
美军意图在志愿军战俘中渗透间谍与特务，而国民党方面更是将志愿军战俘中的前国民党军官与党员巧妙运用，他们作为潜伏于战俘群体中的最大威胁，亟需被识别与剔除。
在志愿军逾2.1万名战俘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最终被诱导至台湾，此现象背后至关重要的因素，乃在于国民党特务与潜藏于志愿军战俘队伍中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恐吓和胁迫手段，迫使这些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
尽管六千余名坚持回国的战俘中，绝大多数均为忠诚的同志，然而，亦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潜藏有美国或国民党派遣的间谍与特务。因此，进行甄别显得尤为迫切且必要。
在问题得以澄清之后，不仅能为绝大多数无辜的志愿军战俘洗清冤屈，亦能让那些心怀叵测的极少数人受到应得的惩处。
自然，在明确问题之后，处理方式亦需谨慎周详。毕竟，被俘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不乏因伤势缠身、物资耗尽、武器匮乏而落网者，亦有人因投降敌方或叛逃所致。
因此，针对此类人员，务必进行细致的甄别，并采取审慎的措施。对于坚守信念、不屈不挠者，应给予认可与表彰；对于那些曾一度动摇或犯有轻微过失者，应予以宽容谅解。至于那些叛变投敌者，即便在经过教育后，也应让个人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亦应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
至于妥善安置，这一点尤为明了，在经过充分的甄别之后，每个人的未来与命运，理应得到妥善的安排。
在向逾6000人传达毛主席的“二十字方针”后，众人心中均感安定，对毛主席的方针表示了极高的拥护与支持。于是，在方针宣贯完毕后，规管处随即召开了一场大会，旨在进行广泛的动员与教育。当时，志愿军战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类别。
此类人士在囚禁期间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忠诚，即便身处逆境，亦积极参与或引领对抗敌人的斗争。鉴于他们在困境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对他们恢复党籍、团籍、军籍，并给予充分的表彰，实属当之无愧。
然而，也存在另一类个体，他们在被俘期间曾一度陷入低谷或犯下过失，但随即便及时改正。尽管这些人曾犯有过错，但情节相对轻微，且在之后积极参与甚至领导了对敌斗争，因此，应当认可他们在被俘前所持有的军籍，并对其进行开除党籍或团籍的处理。
第三类人物系指在战场上投敌或自行投降，为敌效力之人。此类人士因犯下严重错误，故而将毫无例外地被开除党籍。若其身份为党员或团员，亦将一并剥夺党籍或团籍。
尽管在划定三类人员的界限时，心情颇为沉重，但总体而言，结果尚属满意。当时，被划分为一二类的人员比例高达80%。绝大多数人得以恢复军籍、党籍和团籍，而真正被开除军籍的，实际上只是少数个别案例。此外，鉴于进展迅速，已有众多人员开始逐步恢复党籍和军籍。
然而，自1954年3月上旬起，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饶事件之后，大军区传达了新的精神指示，强调提升审核标准。于是，一夜之间，审核的门槛骤然提高，变得异常严格。
原先确定为恢复军籍的个体，如今多被调整为仅认可其被俘前的军籍。至于那些原本仅受党内轻微处罚的人员，则大多数已直接转为开除党籍。
在号召大家开展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指导原则亦随之演变，志愿军战俘们进行自我批评时，所参照的标杆已然转变为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自是无比崇高，理应被我们永远缅怀。然而，若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位志愿军战俘，实乃过于严苛。
然而，在那时，那些督促志愿军战俘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强令志愿军战俘在自我剖析中应多述过错，少谈功绩，且在撰写检查时亦须恪守“多过少功”的准则。
这等严苛的规范，导致众多战俘对自己的反省变得尤为严厉，有时甚至过度解读。譬如，一旦失去反抗意志而沦为战俘，便被视为“向敌人投降”；若在敌人审讯时透露了部队的编制，则被指责为“泄露军事机密”；而若采用灰色地带的策略与敌人周旋，便被视为“向敌人妥协”。
即便被俘，无论缘由如何，亦被视为“丧失气节”。正如管理人员所言，“在共产党员的词典中，‘被俘’二字根本无从查起。”
在如此严苛的审视与压迫性的氛围中，几乎每一位志愿军战俘的体检报告都沦为了悔过书。
最终，审核结果显示，在6000余名志愿军被俘将士中，原本保留党籍的比例为80%，然而，这一比例却意外地跃升至91.8%，使得绝大多数人遭受了党籍被开除的处罚，以下人员亦无一例外地被安排复员。
1954年五月下旬，甄别工作圆满结束。在逾六千名归国志愿军俘虏中，起初有2900余人身份为共产党员。遗憾的是，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党籍被予以除名，而最终得以保留党籍者，仅有120余人。
即便这120余人仍背负着警告或留党察看的处分，而关于众人最为关注的军籍问题，更有700余人被剥夺了军籍，4600余人仅被认可为战俘前的军籍。这对6000余名归国将士来说，无疑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
志愿军中级别最高的被俘者，即原志愿军180师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最终被判定为叛党、叛国罪行，从而被剥夺了党籍和军籍。
得知此讯，吴成德瞬间晕厥，神经系统几近失控。直至两个月后，他才逐渐恢复清醒。
吴成德为何被俘？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因未能充分应对美军的反击，加之连续作战导致弹药耗尽，故在战役第三阶段，志愿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180师损失最为严重。
彼时，180师遭受敌军围困，部队被击溃，逾三千战士沦为俘虏。身为师级指挥官，吴成德本有机会成功脱险。然而，在师长命令部队分头突围之际，他目睹了数百名志愿军伤员因伤势过重无力逃脱，吴成德于心不忍，遂亲手宰杀了自己的坐骑，毅然选择与伤员们并肩作战，共同寻求生机。
然而，鉴于队伍中伤员众多，转移变得极为艰难，队伍终究未能成功突围，反而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即便遭遇如此困境，吴成德依旧带领着剩余的志愿军战士在敌后顽强作战。在语言不通、环境极端恶劣的朝鲜战场上，他们坚持游击战长达400余日。直至游击队仅剩三人，吴成德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
即便落入了敌手，吴承德依旧矢志不渝地战斗，未曾向美军或国民党特务低头屈服。因此，当吴成德得知自己被剥夺党籍和军籍的消息时，他深感无法接受，精神几近崩溃。
吴成德这样的情形实属常见。以原181师541团机枪连的文化教员史振荣为例，他乃是陕西省富平县地下党领导人史志洲烈士的遗腹子。自参军入伍以来，史振荣秉承父志，表现堪称优秀。
史振荣之所以陷入敌手，亦是因他身染重疾。在从前线向后方撤回的过程中，他因高烧不止而陷入昏迷，最终在防空洞中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即便身为阶下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仍旧坚贞不屈。因此，面对只认可他战前军籍的结论，他深感不公与委屈。
尽管众人的委屈无法逆转审核的结论，众多人士不得不面临退伍归乡的命运。即便告别了热爱的军队，那些被遣返回家的志愿军战俘，即便是在退伍之后，依然普遍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因戴着曾为敌所俘的印记，他们重返故土后，饱受冷眼与歧视之苦。
有人常遭同事和家人歧视。
即便在工作表现上出类拔萃，某些人亦难以获得晋升机会，这往往归因于政审环节的关卡。
有些人甚至因战俘身份而失去工作，遭受单位的无情解雇。
有些人因沦为战俘，其家人甚至子女亦未能幸免，遭受连累，导致他们的子女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及入伍服役的权利。
此类繁多。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随着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根本指针的基本国策，加之战俘群体持续进行上访活动，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9月27日，正式下发了关于战俘处理的规范性文件。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长久以来渴望的公正终于降临。经过详细调查，他们得以恢复原有的党籍和军籍，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生活补贴亦得以重新发放。这些历经磨难与考验的志愿军战俘，终是等来了那份迟来的公正。
为何这些志愿军战俘在历经重重磨难后，仍遭受如此重创？
一方面，受高饶事件的波及，另一方面，亦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文化对被俘者的看法普遍带有负面色彩。
故而，我国历来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于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军人即便面对败局，亦不应沦为战俘，而应誓死捍卫信仰与尊严。
因此，誓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信念历来深入人心。鉴于此，这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因被俘而遭受的磨难，在人们心中天然地被视作一种耻辱。
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军队内部，即便在民间，普通民众也普遍接受，这亦是志愿军战俘在返乡后依然遭受部分人歧视的显著原因。
无疑，伴随着时光的流转，尤其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国人的思想觉悟和权利意识亦持续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志愿军战俘的经历虽非荣耀，却亦有其深刻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自愿投敌，即便身处敌营，亦坚守革命信念，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纵使他们不幸成为战俘，他们并未背离祖国与人民。因此，他们理应免受不公的对待。在战俘营中，他们英勇抗争、坚韧不拔，誓归祖国的信念更是令人动容。这6000余位坚守信念、与敌斗争、渴望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依然是志愿军乃至整个中国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