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对我国的历程而言，堪称一个极为特殊的一年。我们深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以及毛泽东主席先后离世，举国上下均沉浸在无尽的哀悼之中。十年文革的肆虐，使得人间正义被颠倒，邪恶势力横行。生产领域停滞不前，各行各业凋敝不堪，经济形势几乎濒临崩溃边缘。
1976年9月9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不幸离世，四人帮便趁机把握时机，迅速加紧了对党和国家安全领导权的篡夺行动。
在以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常委为首的坚定领导下，我们经过广泛且深入的征求，采纳了众多政治局委员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意见，进而作出了果断的决策。对“四人帮”及其核心成员实施隔离审查，这一行动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它有效地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文化大革命也随之画上了句点。
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如潮水般在全国蔓延，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喜悦的气氛遍布整个国家。从喧嚣的都市到广袤的农村，亿万民众自发地走上街头，连续三天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热烈的庆祝游行。即便在遥远的纽约，代表们也纷纷举起酒杯，一同欢庆四人帮覆灭这一辉煌的胜利。
12月1日，一纸来自中央的调令如约而至，要求我在十日之内务必圆满完成离职前的探访使命，随即我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彼时，我的下腰椎疾病急剧加剧，无奈之下，我通过电话，逐一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常驻代表们、各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及华人朋友们告别，并于12日重返北京。
抵达北京机场，我走出机舱，映入眼帘的是令人惊叹的场面——外交部全体副部长亲临现场迎接，他们包括徐以新、韩念龙、何英、仲曦东、王海容等众多资深官员。
在我提问之机尚未来临，王海容便率先揭晓了重磅消息：中央高层已做出最终决定，我将接任外交部长的重要职位。而乔冠华先生，由于深陷四人帮的漩涡，他的职务亦随之被正式免去。
1971年10月25日，我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中国代表团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图中左侧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侧则是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外交部，作为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长期执掌政权的核心机构，其干部群体对于“文化大革命”持有各自独立的观点。他们始终坚定地抵制并英勇地对抗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行径。
江青及其同伙，为谋取最高权力，自是决意不会放过这一关键部门。他们积极插手外交部在文革期间的动荡，使得外交部成为文革中的重灾区。文革伊始，驻外使领馆的大多数大使与参赞均被召回国内，被无端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批判与迫害。
四人帮以卑劣之策蒙蔽广大民众，意图推翻周恩来与陈毅，并再次将不久前复出的邓小平拉下马。
在四人帮的操控下，外交部曾紧急召集会议，对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无端的批判，其指责内容涉及周恩来总理所倡导的“三降一灭”外交方针——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势力及各国反动势力屈从低头，试图窒息民族解放斗争的昂扬斗志。
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曾派员到外交部，煽动夺权。随后，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部领导瘫痪，使外交大权旁落达一个多月之久。
在极端“左”倾思想的强烈冲击下，接连发生了万人围攻人民大会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对国际形象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1975年夏，外交部内一小撮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搞卖国外交。
在文革的尾声阶段，江青对乔冠华的拉拢愈发紧密。根据事后公开的四人帮名单显示，乔冠华被委以副总理的重任，并兼任外交部长之职。
“中央政治局已正式下达决议，特命您回归原职，全面主持外交部的工作。”
不久后，我拜访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要地概述了推翻四人帮的整个过程。
此刻，我方才深刻领悟，叶剑英同志——这位在革命征途中屡建奇功的杰出人物，在国家命运悬于一线的紧急关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坚定不移的行动，再次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叶帅始终坚决抵制江青及其同伙在文革期间的反动举动，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他们无故对叶帅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严密监控其一举一动。
1976年6月，我从纽约归来，回国汇报工作之际，特地拜访了叶帅。鉴于防范窃听的需要，他特意将客厅的收音机音量调至最大，这导致我们的交谈变得颇为吃力。于是，叶帅提议不如前往当时根据江青的指示对公众封闭的北海公园，或许那里会更加适宜。
于仿膳饭店旁的湖畔，我们俩安坐于椅上，悠然品味香茗，倾诉着彼此的心事。而在此刻，他的秘书与警卫则四散分布，悠然地在周边水域垂钓，享受着宁静的时光。
葉師對國內當前形勢深感憂慮，並對此表露出顯著的不滿之情。然而，他對老幹部和軍隊充滿了信心，並堅定地相信，廣大群眾對於“四人幫”的行為固然感到極度憤慨，但由於恐懼，他們還是選擇將這份憤怒深藏在心底，未曾敢於言語中表達。
不出所料，仅仅半年时光，四人帮已然被推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庆祝声中，我国踏上了新的发展征程。
乔冠华、章含之
乔冠华，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早已耳熟能详。正如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夫人）在其所著《外交风云亲历记》中生动描绘，那是在1974年的寒冬时节，她与丈夫章文晋一同归国，向组织汇报了工作情况，并向乔冠华部长详细阐述了相关事宜。在汇报之余，乔冠华部长与夫人章含之盛情邀请他们夫妇到家中共度温馨时光。
众所周知，您对文革的局势有着透彻的了解，周总理的病情也已进入危重阶段，恐怕时日无多。识时务者为俊杰，此刻您更应深思熟虑，尤其是江青对您的深厚感情和重托。
章含之曾私下透露给章文晋，江青对他颇为赏识，对其才华更是情有独钟。
显而易见，乔冠华与章含之审时度势，果断地高扬江青的旗帜，借此广纳贤才，结党营私。这一段回忆，深刻而鲜明地勾勒出了乔冠华、章含之阴暗心理的轮廓。
1977年，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他们的罪行。在这场运动中，外交部众多干部与群众对追随江青、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乔冠华与章含之二人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揭批和严厉的指责。为此，外交部特别召开了两次全体大会，对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在与乔冠华同志共事的岁月里，我有幸与他的前妻龚澎同志相识，她同样是我的燕大校友。龚澎同志不仅以学生运动中的杰出骨干而著称，更因她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在女干部群体中独树一帜。在重庆那段时光里，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在外交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对她的敬仰之情，始终未曾改变。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在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紧张劳累，她不幸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我身在干校劳作之际，听闻这一噩耗，心中不禁充满了哀伤。
乔冠华、龚澎
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心作祟，他不愿自我革新，反而抱怨命运不公，这严重制约了他的成长，亦损害了他与领导和同志们的交往。他曾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同志的严肃指正。
在文革的尾声，他卷入了针对周总理的不当指责，此举遭到了外交部众多干部的强烈不满。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影响下，他最终选择了投靠江青集团。
鉴于文革期间外交部工作遭遇的严重滞缓，我深刻体会到，目前迫切需要加快工作节奏，以弥补那段错失的时光。这不仅与外交部同仁们普遍的强烈愿望相吻合，更是当务之急。基于此，在处理批乔问题时，我们应适时止步。尽管如此，外交部内部极左思想的残余以及派别间的对立依然根深蒂固，工作秩序尚未完全回归正常。
1978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号召，这一光辉思想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全面的觉醒与解放。为了切实纠偏，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广泛讨论在全党范围内热烈展开，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外交部紧跟这一精神潮流，对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正气得以弘扬，整个团队也因此步入了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康庄大道。
精确的干部选拔机制乃外交领域稳步发展的坚实支柱。自我回归岗位以来，我立刻着手恢复了一大批因非正当理由被边缘化的、既具备德行又才华横溢的干部职务，并对相关部门及司局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此外，我逐步将分布在全国五个省份的五七干校的四千余名干部调入外交部及其分支机构，此举显著增强了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
外交部长肩负的职责至关重要。作为我国对外政策执行的核心和智囊机构，外交部下辖的各区域司和业务司正全力以赴投身于案件处理、深入研究和向上级部门汇报请示、提出策略与建议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肩负着筹备出访、参与国际会议的重任，接待来自全球各地的官方代表团，投身于重大议题的谈判与协商，并向中央政治局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关键外交事项进行专项报告。
在我执掌职责期间，始终紧随中央的精准指引，我们成功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中美关系的正式建立，以及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并发布了八一七联合公报。同时，我们亦启动了香港回归事务的前期准备工作，并积极加强与印度和苏联的外交互动。此外，我有幸亲自或作为代表团的陪同，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以及美洲的52个国家进行了正式的友好访问，并与众多来访的外交部长及国家领导人开展了深入的交流。
在办公室与日常居所，我们每日都要面对如山般堆积的文件，这些文件必须逐一审阅和批改。周总理生前常以此提醒我们：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必须谨守分寸，严守权限边界。外事之事，无不涉及国家大义，即便是细微之处亦不容忽视。
我深刻认识到，在处理涉及政策声明或对外公开表述的任何内容时，负责人必须亲自严格审核措辞和用语的准确性。
我们对请示报告流程给予高度重视，主动寻求中央的引领与指导，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坚决消除任何失误发生的可能。
外交部日常运作的一大亮点便是频繁收到紧急电文，尤其是那些由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紧急或特急发出的电报。这类电文多在黄昏时刻送达，并严格规定必须在午夜前完成回复。这种对时效性的高度重视，旨在确保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能够在纽约时间次日清晨准时发表言论、阐明立场或参与投票。
得益于纽约与北京之间十二小时的时差优势，代表团得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时间窗口进行请示。
纽约的紧急电报时常急速送达外交部，随即被迅速转送到我的居所，待我审阅。面对亟待处理的文件，机要通信员始终恪尽职守，及时将它们呈送小平同志审批。当时，小平同志的听力依旧锐利，他常常通过电话征询各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