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北京的一间普通民房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拆开了一封信，双手抖得厉害，泪水一下子就把信上的字给浸得模糊了。

这封信越过海峡送了过来，寄件人正是她日思夜想的弟弟——张学良。

她记起母亲临终前在病床上的嘱托，记起那个调皮却孤苦伶仃的弟弟，也记起自己那既泼辣又心软的性子。

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她都不愿让弟弟感到失落。

她抹着眼泪，从箱子最底下翻出母亲临终时给她的金簪，推开门，用这簪子给那位被囚禁的少帅换来了一套字迹工整的《明史》。

张学良为啥要找姐姐代买《明史》呢？他们这对姐弟又是啥样的关系？

1898年那会儿，赵春桂累得靠在炕头，眼神柔和地瞅着襁褓里小女儿那精致的眉眼。

这位便是张首芳，张作霖的第一个孩子，虽出身张家却自幼家境贫寒的大小姐。

当时的张作霖，只是个没名气没地位、到处漂泊的乡村治马郎中。

命运似乎总爱搞点小把戏，非得等到最后关头，才让人窥见那未来的辉煌与奖赏。

赵春桂领着大女儿首芳，还有后来生的学良和学铭，靠给人缝补衣物、养点鸡种点菜过活。

在三姐弟里，首芳是老大，个性也最突出。

她就像经过烈火锻造的铁块般硬气，说话做事都麻利得很，要是弟弟受了欺负，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冲上去。

农村里不少人挺迷信的，瞧见这女娃这么厉害，就背地里议论说：“这姑娘以后怕是要克自己的丈夫。”

可赵春桂每每听到这些冷言冷语就直皱眉，接着便把女儿搂进怀里：

“家里没个男丁顶着，你可就是咱家的顶梁柱啦。”

首芳心里明白了，从那以后她就铁了心：只要弟弟在身边，她就拼命护着，谁要是敢欺负弟弟，她就砸烂谁的脑袋。

张作霖升任旅长之后，这才记起乡下还有自己的妻儿。

他差人将赵春桂和三个孩子接到了奉天的帅府，可此时的帅府却已物是人非，里面三妻四妾众多，孩子也是一群，热闹得很，可唯独对赵春桂这个“旧人”不待见。

张首芳头一遭迈进那深宅大院，身上穿着打了好几年补丁的粗布衣裳，手里紧紧攥着从老家捎来的咸菜坛子，一下子就成了旁人眼中土里土气的“乡下人”。

但这姑娘怎会甘心被人看轻呢？

短短三天，她借着几场争执，就让那些姨太太、姨娘们都领教了她的手段。

帅府里的人慢慢发觉，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可不是个软柿子。

她并非不讲道理，而是该争的理一定会争，该报的仇也绝不会手软。

特别是张学良，他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因为贪玩而惹出麻烦。

有一次，张作霖发现孩子闯了祸，顿时火冒三丈，抄起马鞭就打。

首芳当时正在屋外，一听弟弟哭喊，赶紧冲进正厅，一把抓起桌上的菜刀，"唰"地一下对准了张作霖。

“张大胡子，你要是再碰他一根汗毛，我立马剁了你的脑袋！”

那一瞬间，屋里的人全都呆住了。

张作霖也愣住了，眉头紧锁，盯着眼前这个张狂撒泼的女儿，好一会儿都没吭声。

他搁下手中的马鞭，扭头便走，这个硬汉或许头一回察觉，他的闺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缩在墙角啃粗粮饼的小丫头了。

事后，张作霖独自在书房里，整晚都在抽烟，对那场挨打的事只字未提。

张首芳赶忙拉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张学良进了屋，伸出她那双粗糙的手，轻轻抹去他脸上的泪水：

“老弟，你放心，只要大姐还在，就绝不会让人欺负你。”

张首芳的倔强与坚韧，像座坚固的堡垒守着家，也给年幼的弟弟点亮了漫漫黑夜里的光。

她虽没读过多少书，但有让弟弟不受半点委屈的魄力，她并非大英雄，却有胆量向权威摇头拒绝。

她像张家桀骜不驯的野马般自由，又是张学良记忆里永远绚烂的晚霞。

张首芳嫁人那天，窗外红绸随风舞动，锣鼓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可她心里却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当媒婆拿着喜帖进门，她立马瞅见了“鲍英麟”仨字，当下鼻子一皱，冷冷一笑：

“这位公子哥儿，我认得，不就是舞厅里抱着女戏子唱《卖油郎娶花魁》的那位吗？”

但她心里明白，就算她反对，这事儿也得照办。

她虽出身张作霖家，但并非张首芳本人。

在这个家里，孩子们的婚事自己做不了主，全凭大帅一句话，就定下了终身归宿。

所谓"结亲"，说白了就是场交易和较量，张作霖想靠联姻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儿子，来拉拢东北军政的另一股势力，而她，不过是被推出去的交换品。

洞房那晚，她瞧着坐在床沿抽着香烟、嘴角残留着酒痕的鲍英麟，心里满是厌烦。

这男人，她早看出来了不是啥老实人，在讲武堂里混着过，舞厅茶馆到处都有他的影子，浑身都散发着不正经的气息。

结婚以后，张首芳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她一口气生了五个娃，三女两男，家里天天都热热闹闹的。

可这表面的热闹却掩不住婚姻的绝望，鲍英麟整日忙于应酬，夜晚从不回家，偶尔回来，身上满是香水味，还喝得烂醉如泥，在屋里摇摇晃晃地乱转。

张首芳对他能改过自新早已不抱希望，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孩子和娘家的事情上。

她脾气火爆，可到了外人跟前，还是端着张府正牌小姐的架子，从不轻易当众掉眼泪，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才躲在被窝里攥紧拳头，咬牙硬撑。

她最担心的，是张作霖离世后的那个瞬间。

1928年，皇姑屯那声爆炸，不仅炸没了东北的顶梁柱，还炸毁了它最后的保护伞。

鲍英麟冲着她大声辱骂，骂她是倒霉鬼，说张家现在要衰败了，连带着他也觉得脸上无光。

骂完仍觉不解恨，抬手就狠狠给了她一耳光，她脑袋猛地撞上衣柜角，血顺着额头往下流，把衣服都染红了。

她紧咬牙关站起身，眼神冰冷地盯着鲍英麟：“你竟敢对我动手？你有什么资格？”

次日清晨，她裹着件大斗篷回到了将军府。

张学良瞅见她额角那道伤，脸色立马就变了，变得阴沉沉的。

他一直对她又敬又怕，现在看到姐姐变成这个样子，他怎能不生气？

别啰嗦了，立马喊来两个护卫，扛起枪就上马，径直朝鲍家奔去。

鲍英麟被吓得直接跪在地上，连连讨饶，嘴里不停说着自己没眼力见儿，保证再也不敢动手了。

认错求饶换不来永远的太平，张学良能保她一时平安，却保不了她一辈子安稳。

1936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就被关了起来，此后五十多年都没再见过面。

弟弟这个保护伞没了，张首芳就像没了壳的蜗牛，一晚上过去，周围人对她的态度全变了。

鲍英麟不再掩饰，直接扯下了伪装的面皮。

他不光自己动了手，还直接把她和几个孩子赶出了鲍家大院。

从前张府的千金小姐，现在整日在小巷中奔波，只为挣点碎银过活。她陆续变卖起陪嫁的金玉、母亲留下的珠翠，能换米的便换米，能换油的便换油。

她以前是帅府中最耀眼的蔷薇花，现在虽被泥土盖住，可还是昂首挺立，不向命运屈服。

那段时间，可能是她想忘又忘不掉的难忘经历。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个性张扬、敢提菜刀跟父亲吵架的张家姑娘，也不再是那个风光无限、带着成堆嫁妆出嫁的新娘子了。

她不过是个孤苦无依的中年女子，身边带着几个娃，手里剩下的底牌也越来越少了。

她啥本事没有，学问也欠缺，以前那高贵的身份现在倒成了负担，让她没法上街摆摊吆喝，也干不了饭店里的杂活。

那些地方的人一瞧见她就咧嘴乐，“嘿，张大帅的女儿咋也混成这副模样啦？”

她的珠宝匣子日渐空荡，心情也随之愈发低落。

可唯独有件物件，她一直都不愿去碰，就是那支镶有翠绿猫眼石的金簪子，那是她母亲赵春桂在临终之际硬塞给她的，承载着她深深的牵挂。

她从未对命运屈服，也没找过任何人帮忙。

心里一直牵挂不放、难以忘怀的，只有那被关押着的弟弟张学良。

她让熟人帮忙问问他的情况，听说他去过南京，也到过重庆，还去了台湾……

信息时有时无，绕了好多圈子才得到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她一直都是那个能“顶住事儿”的张首芳，再苦也不说出来，再累也不摆在脸上。

她不求他人同情，只盼弟弟平安无事，孩子能好好活着，便觉一切付出都值得。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

张首芳领着孩子挤在人群里，望着天安门上缓缓升起的首面五星红旗，心里头觉得，这国家怕是要变个新模样了。

没过多久，有个熟人帮她写了封信，信里说她是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姐姐，现在日子过得很艰难，希望能得到些照顾。

没过多久，一份有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就交到了她手上，总理批示要给张首芳在北京安排落户，还发放生活补助金。

这是命运折腾了她无数回，想把她打倒却没成功后，给她的那么一丝丝温暖。

1953年那会儿，张首芳总爱大清早爬起来，先往炉子里添几块煤，接着就去厨房把粥煮上。

屋里不透风了，孩子上学去了，左邻右舍也都晓得她是个有骨气的老奶奶。

那天，她才把粥碗捧在手里，一封系着红丝线的信就顺着门缝溜进来了。

她把碗搁下，轻轻抹掉封口处的尘土，视线定格在那再熟悉不过的署名：张学良。

她手一哆嗦，缓缓将信拆开，信纸有点湿润，可上面的字却写得明明白白，正是他惯常的笔迹。

张学良在信里没怎么提国家大事，就说自己最近闲着没事，读书成了他最大的乐子。还偶然听说有人能从大陆邮购到大字版的《明史》，就求姐姐帮忙给他弄一套来。

她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三回，嘴唇翕动了好几下，终究没能发出声音，只因信里用了她多年未曾听闻的称谓。

她毫不犹豫，信封还攥在手里没放好，脚步已迈向卧室，蹲在了那口有些年头的衣柜前。

她把最下面的东西翻出来，手指甲一点点挑开裹着的几层布，慢慢露出了那件藏在箱底的黑布。

那是支她藏了好多年的金簪子，是母亲快不行时，亲手放进她手里的。

她久久地盯着那支簪子，轻声对着它念叨：

“妈，我想把这个卖掉，不是我心疼钱，是咱家娃还等着买书读呢。”

她不再是过去那个一不顺心就摔碗砸桌的火爆脾气姑娘，可对弟弟的那份心意，始终没变过。

次日清晨，她提着个用过的布袋子就出门了。

她到城南那家有年头的书店去了，老板一听她说要订大字体版的《明史》，马上直摆手：

“那本书价格高得离谱，用的纸和字号都特别讲究，根本没人买得起。”

她没吭声，默默从布包中拿出金簪，轻轻递给老板：“我不还价，你就说这够不够数。”

店主接过发簪仔细端详，呆立半晌后点头应道：“这……完全够数了。”

过了半月，那套沉甸甸的《明史》被仔细裹好，搭上船儿跨海越洋，送到了身处他乡的弟弟那里。

她明白，当他翻开那本送去的书时，指尖会触到书页中那股熟悉的暖意，心里也会明白，姐姐一直都在。

可命运却再次早早落下了帷幕。

1954年的时候，她病得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咳嗽，吃不下饭也喝不下水。

孩子们赶紧把她送去了医院，可她心里明白，自己这次可能撑不过去了。

她走得悄无声息，年纪才五十出头，正是女人一生中最显成熟与坚强的阶段。

她这一辈子，就像一盏不太亮的油灯，虽然光线柔和，但能给人温暖，陪着身边的人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日。

过了几个月，张学良才得知她已经离世的音讯。

他从小就在她的庇护下成长，没受过一点风雨，总以为她会一直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写着信、包着饺子、偶尔还会骂他几句。

他怎么也没料到，那封信竟是她与他的永别之言。

她这辈子，没立下啥大功，也没被历史记住，就专心做了一件事，守护着自己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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