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一个曾经拥有12所幼儿园、12家教培机构、年营收超四千万的教育集团董事长，如今却要在集装箱办公室里，一边接待讨薪员工和供应商，一边苦苦筹钱还债。敬雅真，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女企业家”，如今成了欠债两千万、每天奔波于法院与催款电话之间的“老赖”园长。她的故事，是无数民办教育从业者近几年命运急转直下的缩影。

其实，敬雅真的起点并不低。从2004年开第一家幼儿园，到2018年事业巅峰，她赶上了中国学前教育市场化的大潮。那时政策宽松，投资回报可观，只要肯干、有资源，就能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然而一切从2018年的普惠性幼儿园政策开始变味：政府要求八成以上学前儿童进入收费受控、利润微薄甚至亏损运营的普惠性幼儿园；而原本可以自主定价、高端定位的新建民办园也不得不降价求生。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让投入巨资打造高品质私立学校的人措手不及——收费砍掉三分之二，但成本却居高不下。

屋漏偏逢连夜雨，“双减”政策又让课外培训机构瞬间归零；紧接着新冠疫情袭来，收入断崖式下跌，而房租、人力等刚性支出却一分不能少。许多像敬雅真这样的老板，不得已抵押房产贷款续命，可最后依然是杯水车薪。有同行调侃：“中国老板终极结局就是老赖。”这话听起来刺耳，却是现实写照。

有人说，那就让所有孩子都去公立幼儿园吧。但问题没那么简单。一方面，大量财政资金根本无法覆盖全部需求；另一方面，即便同样打着“普惠”旗号，公立和民办获得补贴天差地别——有些地方每个学生一年只补几百元，有些城市则能拿到上万元。而且，在监管趋严、“公平竞争”口号背后，其实存在不少隐形壁垒：招生名额向公立倾斜，同小区优先招收等措施，让本就艰难求生的小型民办院校雪上加霜。不仅如此，各类检查罚款如影随形，从消防安全到食品卫生，从监控联网到环创布置，每一项都是成本压力。“只有畜牧局不用管我们”，这是贵阳某知名女经理人的自嘲，却道尽了基层经营者心酸。

最令人唏嘘的是，本该以爱心与耐心著称的一线教师队伍，也因工资拖欠和职业尊严丧失而人心涣散。年轻老师频繁跳槽甚至直接消失，多年老员工也萌生退意。而那些坚守岗位的人，无非是放不下班里那群喊自己“妈妈”的孩子罢了。这份情怀撑不起账面赤字，更挡不了管理层冷冰冰的话语：“你们都是大企业家，有赢有赔。”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艰难，为何还要死磕？其实答案很简单——很多人当初投身这个行业，就是相信教育能改变人生，相信努力会带来回报。但今天，他们看到的是红利消失后的废墟，是理想撞碎在现实上的疼痛。在直播卖酒、转行餐饮这些荒诞的新尝试背后，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不确定未来。

所以，我们到底希望什么样的学前教育生态？真正实现公平靠的不只是指标达标，更需要制度设计兼顾各方利益。如果只追求数字好看，把责任全推给市场或者个体创业者，那么最后买单的一定还是普通家庭和下一代孩子。当人口红利褪去，当资本撤离舞台，我们是否还能留住那些愿意为孩子付出的好老师，好校长？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每个人深思。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在挣扎中的小型学校，请多一点理解与支持，因为他们可能正用尽全力守护着我们的未来……

#AI热点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