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黄万里，历经二十二载的‘政治横祸’，仍坚守信念，矢志不渝。”

黄万里

1957年，当反右斗争拉开序幕之际，黄炎培已步入79岁之龄。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黄炎培——辛亥革命的先驱、五四运动的英勇斗士、民国时期的教育界翘楚、中国民盟的奠基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其家庭亦未能独善其身。

黄炎培的子女，众多者皆毕业于海外，成为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然而，那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如同政治风暴，骤然倾盆而下，猛烈地袭击了黄炎培的家族。

黄家七人被打成右派。全家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成捆”横祸击中，一时间目瞪口呆，神智恍惚。

黄炎培、姚维钧家族

面对“成捆”的政治厄运，黄炎培的夫人姚维钧，一位身处民国的知识分子女性，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默默忍受着屈辱，坚强地抚慰着子女们的心灵。

她郑重地告诫子女们，切莫将自身被打成右派的悲剧告知父亲黄炎培。绝不应将他人所造的“孽”反过来伤害到自己的父亲。

因此，黄炎培仅知晓，其三子黄万里，一位留美水利专家，曾遭受《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成为右派；而四子黄大能，身为留英建筑材料专家，亦被免去了中国建材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同样被划为右派。

他尚未察觉，家中尚有五名子女及女婿等，亦不幸沦为右派分子。俗语有云，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

在黄炎培看来，这位曾被划为右派身份的儿子，在政治上保持着一份纯真的“小白”心态，而在专业领域内，他却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

尤其是三子黄万里，学业优异，内心澄澈，眼中不容半点尘埃，直言不讳。他无疑是父亲黄炎培的骄傲所在！

黄万里、黄炎培、黄观鸿。

黄万里，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我国知名的水利科学专家，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五十年代，我国的国家一号重点水利工程当属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大力协助，由其精心设计而成。

三门峡水利枢纽目标：两大宏伟。首先，坚信人力可胜天，黄河终将澄澈；其次，建成后的年发电量，预期将超越解放初期全国全年的发电总量。

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三门峡水利工程议案之际，与会代表们群情激昂，齐齐起身，内心汹涌澎湃，热血沸腾。他们以一阵阵如雷贯耳的掌声，将内心的喜悦之情充分表达。

此时，黄万里不顾众人非议，纯真无瑕地屡次深情上书至全国人大以及国家相关机构。凭借其深厚的常识与专业知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表达得既深刻又易于理解：

黄河，自青藏高原蜿蜒而下，途经广袤的黄土高原。奔腾的河水不断冲刷着黄土地，其颜色由清澈逐渐转变为浓黄，这一现象自古以来未曾改变，故名“黄河”。

黄河能否恢复清澈？它长期携带泥沙，河水中黄沙满溢，似乎永远无法恢复清澈。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发电量目标？这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毕竟，黄河之水携带着大量黄土，这些黄土最终会转化为泥沙，并在三门峡水库中逐渐沉淀。随着时间的推移，淤泥的累积将逐年增加，导致水库容量逐年缩减。因此，三门峡水库的发电能力恐无法达到原设计图纸上的预期标准。

黄万里报国之心沉大海。

1957年盛夏的7月，我国召开了一场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重要研讨会。来自全国各相关专业的70位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面对苏联老大哥在设计中违背科学、专业与常识的方案，以及国家提案，专家们为取悦苏联老大哥，明辨是非却故作糊涂，眼见为实，却闭口不谈真相，以良心为代价，齐声高唱“颂歌”！

此刻，唯有黄万里的“中国良心”依旧跳动不息，热血沸腾。在那场为期十天的辩论会上，历经七日之奋战，他以一人之力，挑战群贤，在舌战中力挫俄、中两方智者！

他坚决地说：“不！”

1958年，清华党委宣布：黄万里被定为右派。

而且，他与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一同，成为了人民日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指名的清华大学内两大主要右派分子！

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反党、反苏的大右派。

面对人民日报的犀利批判，黄万里心中仍旧难以接受，言语间仍显固执。他说：即便伽利略身陷囹圄，地球依旧遵循其轨迹，围绕太阳旋转；纵然我立场已转向右翼，黄河的黄色依旧鲜明，泥沙依旧伴随着它的流淌！

20世纪50年代，黄万里寓于清华。

三门峡水利工程，伴随着热烈的敲锣打鼓声和飘扬的彩旗，正以磅礴的气势，如火如荼地全力推进。

在五十年代，我国仍是一个基础薄弱的农业国，国家经济条件极为困难。1957年，全国财政支出总计达到了305亿元，而仅仅是为建设三门峡水库所规划的预算支出便高达15亿元。

这15亿元的投入，每一分都显得格外宝贵。

鉴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均系从苏联引进，双方遂开展了易货贸易的往来。在我国，以两袋小麦兑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则可等价换取一吨钢材。

毫不夸张地说，三门峡水利工程，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他们勒紧裤腰带，从日常饮食中节衣缩食，一点一滴积累而成。

三门峡大坝

1959年，黄万里因被划为右派，被迫前往密云水库工地，接受劳动改造的历练。这位留美归来的水利专家，如今身为清华大学的教授，竟沦为水利工地的普通民工。

他日间穿梭于工地，肩负着挑土与运沙的重担，夜间则与工友们同挤于那四面透风、干打垒而成的地窝子之中。

恰逢全国正值严重的饥荒时期，那三年间，工地上辛勤劳作的民工们饱受饥饿之苦，众多人的身体出现了浮肿现象。

丁玉隽，黄万里的贤内助，早年赴日本深造医学，数十载光阴里，她始终陪伴在黄万里身边，共同承担起相夫教子的重任。

一日，她风尘仆仆地从北京疾驰至密云水库，探访黄万里时，却发现他已变得判若两人。

她携带的那两斤饼干，黄万里犹如久经饥饿的野狼，瞬间便将其一扫而空。

丁玉隽在一旁静静地旁观，泪水止不住地流淌。这不就是曾经那位气宇轩昂、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学者吗？时代与环境的变迁，果然能够重塑一个人。那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与那些狼吞虎咽的民工，竟能在同一位身影中得以体现。

密云水库工地

抹其声誉，刺其心灵，耗其筋骨，这已成为右派政治中的常见“套餐”。

黄万里在名誉、心灵乃至肉体上，全方位地领略了坚守真理所必须承受的种种艰辛。

随着苏联老大哥的称号转变为“苏修”，其所规划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亦逐渐从神圣的地位上退下。往昔，人们对之虔诚膜拜，如今那神圣的光环已逐渐消褪。

民众方始敢于审视苏联这位昔日领袖模式中潜藏的瑕疵，进而吐露了一句振聋发聩的直言：整个苏联境内，竟无一条如黄河般历经千秋，恒久流淌携带泥沙的河流！

三门峡水库自建成伊始未满三年，其潜在的严重缺陷便逐渐显现。

黄万里屡次致信中央，其警示性的严峻预言正逐渐演变为令人不忍目睹的现实……

鉴于水库淤泥问题严重，三门峡水电站原计划安装八台发电机组，但最终不得不一次次削减机组数量。

原设计的发电容量为110万千瓦，经过多次调整，最终缩减至25万千瓦。

更令人忧虑的是，次生灾害与风险亦如同潜伏的猛兽，悄无声息地紧随其后，张牙舞爪。

在三门峡水库落成之前，渭河在陕西境内长期潜藏于地下，如今却已变为一条地表流淌的河流。

“悬于地面的河流”，宛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陕西渭水流域之上，对西安市及其周边千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地下的水位波动，进而令原本富饶的陕西渭河平原土地严重盐碱化，使得农民们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

陕西省持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真实反映当前形势，并揭示其中潜藏的严重风险与问题。

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中央政府连续召开四次重要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解决三门峡水利工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1964年6月，周总理接见越南水利代表团时表示：

“在三门峡工程我们未曾充分准备，科学态度亦显不足。专家群体中多样的观点与意见，亦常遭人为忽视与打压。

护犊心，人人有。

1964年春节期间，黄炎培与毛主席在座谈会上重逢。鉴于二人曾在延安窑洞中开展过一段著名的历史性对话，这份深厚的友谊成为基石，黄炎培便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倾诉了自己爱子黄万里的相关事宜。

毛谈笑风生，轻松地言道：“哦，原来你家也划分为左中右派。我已拜读过你儿子黄万里的《贺新郎》一诗，文笔极佳，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黄炎培与毛主席于延安会面。

黄炎培与毛主席会于北京。

在延安，清华大学亦欲趁此良机，为黄万里洗清右派之嫌，却提出须其撰写一份悔过书。

黄万里不仅拒绝撰写检讨书，反而连珠炮般地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即便我提交了检讨，难道黄河就能因此恢复清澈？三门峡水利工程并无什么神秘之处，为何我国众多知识分子对此却不肯直言？

为捍卫真理，即使头颅高昂不屈，也不愿低下尊严之姿！这正是黄万里的精神所在！这正是！那个年代濒临绝迹的知识分子风骨！

哎，坚守不屈的黄万里，不仅阻断了组织退让的路径，亦封闭了自我摘除右派帽子的途径！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掀起，黄万里的生活状况急转直下，他的住所亦遭两户人家擅自占用。

1969年，黄万里遭受了下放至江西的劳动改造之苦。日间，他辛勤劳作，而夜幕降临后，便只能在仓库中寻得一处栖身之所。

不久，他巧妙地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掩护，暗自研读英文专业书籍，不料这一秘密终究被人察觉并告发。

果然厉害，这位右派分子竟如此反动且狡诈！竟敢侮辱领袖，戏弄革命群众！

黄万里遭受的批判持续加剧！最终，竟将这位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成了美派特务。

连番的批斗使得黄万里的精神几近恍惚，甚至他自己也疑惑起来，认为自己或许真的是美帝派来的特务。

他在信中向女儿请教，希望她能协助他梳理那些关于他昔日作为美国间谍的往事。

数十年光阴荏苒，黄万里之妻丁玉隽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噩梦，仍旧心有余悸！

1971年，黄万里教授再次从江西赴任，投身于三门峡水库的研究工作。专职打扫厕所。

1978年，历史的篇章翻过沉重的一页，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在这个阶段，国家迫切需要具备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对那些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厚望。

1980年2月26日，我国杰出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历经风雨，终获平反，摘下了那顶历史的沉重帽子。

黄万里与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的钱伟长，这两位曾被全国范围内公开指名批判的右派分子，最终成为了清华大学中最后一批获得平反、摘除帽子的对象。

黄万里教授摘帽平反的文件，内容简短至极，仅以47个字概括。黄万里同志先前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问题，现已由中共北京市委审批，并得到了纠正。其政治名誉得以恢复，同时，他的工资待遇也恢复到了高教二级教授的标准。

47个字！黄万里及其家族，包括老一辈至晚辈，为这47个字付出了二十二年的艰辛等待，期盼了整整二十二个春秋。

二十二年如一日，未曾屈服，未曾自我反省！

在众多知识分子中，有几人能脱颖而出？黄万里、钱伟长便是其中佼佼者！而顾准亦同属此列！

钱正英，水电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水利建设由其负责。晚年，她直言：“良心话。”在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历史长河中，三门峡工程堪称教训最为惨痛的案例。

黄万里改革开放后重返清华。

黄万里

校方有意聘请解放前资深的黄万里教授，这位在水利领域享有盛誉的泰斗级人物，并指导博士生，黄教授欣然接受了邀请。

然而，校方却提出要求他提交一份申请，并且还需经过审核程序。听闻此言，黄万里顿时怒火中烧！

黄万里环顾四周，眼前的领导、教授、教师无不都是他的学生、晚辈。

他们生于红旗之下，成长于各式运动之中，故而，部分人自幼便错失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教育，导致知识体系根基不稳，视野亦相对狭隘，更有甚者，面对外文资料亦感难以理解。

不乏含水的！

对于那些缺乏“含水”之才的人，黄万里素来直言不讳，对其中的鄙夷之情亦无所掩饰。

黄万里坚信，其一生赖以谋生的，始终是真才实学，而传授知识、培育英才，亦是他学业的宗旨所在。他是骡子还是马，全球皆知！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撰写成为博士生导师申请报告的请求。当然，这位学界泰斗，也正式与最终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荣誉挥手作别……

黄万里教授在清华大学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师生们的敬重。起初，在博士论文答辩的场合，诸多教授纷纷主动邀请他担任论文答辩的评审专家。

黄万里这位评委，似乎对“当今”社会的真谛缺乏深刻的理解。他始终严谨细致，对于评委的角色，他一丝不苟，分毫不差。

不轻易“降格以求”的结果，使得众人无不敬佩他的学识渊博。然而，这份诚实也带来了一种后果，那就是人们不再邀请他担任评委。

黄万里懂这原因。他称：我誓将捍卫清华百年辉煌的品牌声誉，坚守清华博士学位的珍贵价值！

黄万里，真是个“屡教不改”的个性。他始终保持着那份耿直、坦率、清澈的性格！

在黄万里先生离世的前十九日，他的学生沈英与赖敏儿特地前往探望这位尊贵的长者。

这位年逾九旬的耄耋长者，深知时日无多，便与学生畅谈起长江的往事。随着话题的深入，他竟宛如一名成绩优异的孩童，面对那满是红叉的试卷，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他哭了起来，泪流不止。

一生自信卓绝，英姿焕发，阳光率真，始终保持着硬汉风范的杰出大师——黄万里。

在学生面前，泪水夺眶而出，那晶莹的泪珠，纯净而真挚……

学生也哭了……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携带着对长江的深情眷恋以及手中的试卷，缓缓地迈入天堂之门，悄无声息地踏入了永恒的安宁。

终年90岁。

黄万里，堪称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黄万里、丁玉隽夫妇年轻时

丁玉隽谈：丈夫黄万里

来源：爱思想网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学科的知名教授，因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列入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列，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代表。

丁玉隽：同盟会创始人国民党资深元老丁惟汾的幼女，黄万里的贤内助，早年赴日本深造，毕业后投身清华大学，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

黄万里，我的丈夫，于1911年诞生于上海，他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他于1932年从唐山交通大学圆满毕业，随后于1934年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在美国，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及伊利诺大学深造。经过不懈努力，他在1937年春季学业有成，携满腔知识归国。

1935年，黄万里于伊利诺伊大学。

“别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先生归国时所乘的轮船途经日本，恰逢我国春假期间。往昔我们每次返乡，均选择乘坐日本籍船只。我有位同窗是上海人，她性格开朗，提议这次我们不妨改乘美国船只，一探究竟其服务水平如何。于是我们选择了由美国驶往横滨的航线，而黄先生恰巧也在这艘轮船上。

我们乘坐火车从东京出发，抵达横滨后登船。在那里，我们这群女孩子们与黄万里他们那群从美国归来的男孩子不期而遇。

他们的年纪显然远超我们。我与黄先生之间，年龄相差了整整六载，那时我便觉得他已是年长之人，必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然而我对他的印象却并不佳。我自认为年纪尚轻，他或许会把我视作孩童。然而，他保持着孩童般的天真与纯真，真诚而深情，与他相处，我感到无比安心。在那艘船上共度了两日一夜，离别之际，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络地址。

不久之后，他自南京火车站步出，手提着那只小巧的行李箱，手中紧握着他的简历，径直前来寻我。我几乎已将此事忘却，记得他是个颇为稳重的人，却未曾想过与他结为朋友。当时我尚在求学，就读于女子学校，与异性交往甚少，更未曾萌生寻找伴侣的念头。

丁惟汾

首次造访我家时，父亲并未察觉他的到来。翌日，父亲遇见他后便好奇地询问我相识的经过。我回答是在船上与他相识。父亲继而追问对方籍贯，我告知他是上海人。父亲听后，语气略显担忧地说：“上海人不可信，你怎能让这样一个陌生人轻易踏入家门？”我辩解道：“我并非仅为他留下了联系方式，而是对所有朋友都如此，方便日后联络。”父亲亲临客厅，语气坚定地对黄万里说道：“此后，请你切勿再踏足此处。”

在当时的南京，有一家机构专门吸纳了众多归国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便是其中一员。正是通过我姐夫的引荐，黄先生得以结识了我们家。彼时，姐夫与姐姐正忙于筹备婚礼，我们时常聚在一起欢度时光。然而，父亲的反对让我们婚事一度陷入僵局。黄炎培老先生得知此事后，便托付了一位友人前来提亲。遗憾的是，那位友人因畏惧遭到父亲的拒绝，未能如愿，致使婚事延误了数月。后来，黄老先生亲自找到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希望通过他传达提亲之意。陈希豪与黄老先生交情匪浅，为人仗义，而父亲对他十分信任，于是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我本人也欣然同意。

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南京亦开始撤退。我因此无法返回日本，也失去了继续学业的地方。在那个动荡的中国，若是家中拥有女儿，父母都会急于将她嫁出，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时的我并未感到忧虑，对黄先生颇为信任，觉得他为人诚实可靠。他偏爱那些自然、朴实的性格。按照他当时的条件与人际关系，他本可以轻易找到容貌出众的女大学生，然而他却并无此意。

黄万里、丁玉隽夫妇

他开破吉普车结婚。

随着国民政府的瓦解，众人纷纷向后方撤退，我家亦迁至庐山。那时，黄万里已在四川水利局谋得一份职位，即将前往四川。他驾驶着父亲那辆破旧的吉普车来到庐山，与我完婚。鉴于战乱，我们的婚礼颇为简朴。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那时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婚礼结束后，我们亦计划途经武汉前往四川。原本那不过是辆破旧汽车，但黄老先生却舍不得丢弃，便允许我驾车至武汉。随后，我驾驶着车辆抵达九江，然而汽车在长沙抛锚，无法修理，无奈之下，只得将车丢弃在长沙。我们随后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在武汉，我有幸遇见了黄老先生，他的喜悦溢于言表，为我们的四川之行精心筹备了诸多事宜，连前往宜昌的船票也都是他代为办理的。我们从武汉启程，乘坐船只抵达宜昌。然而，民生公司的船只已满，我们不得不租用一艘木筏，逆流而上。这一行程充满风险，船只随时可能倾覆。幸运的是，不久后，我们遇到了一艘从南京逃难而来的大型船只。我们舍弃了小船，转乘上了这艘大船。更巧的是，我们的家人恰好也在那艘大船上。

四川的八年时光，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八年。在这段岁月里，我们六个孩子中有五个是在这片土地上降生的。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便是在一处工地上迎来了他的到来；当时，黄先生正忙于三台县的涪江航道整治工作，我们的孩子便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与世相遇的。

居于江畔高坡之上的茅屋之中，1940年，三台县城遭受了空袭之苦。那时，我们暂居于一位银行行长的宅邸，孩子们便聚集在门旁。不远处街面上，一枚小型炸弹爆炸，幸运的是，无人受伤。若再有炸弹投下，情形将不堪设想。事后，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纷纷出动，清理炸弹遗留下的废墟。

在四川的时光里，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工程人员仅凭薪水难以维持生计。鉴于此，黄先生毅然决然地创立了长城公司，承接各类工程，其中便包括为美军修建机场和宿舍。该机场成为美国飞机起飞轰炸日本的起点。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家公司也随之解散，工程人员各寻出路，而黄先生则重返南京，投身水利部门的工作。

起初，水利部门派遣他前往江西履职，不久后又调任甘肃担任水利局局长。初抵甘肃，我们对那里并无好感，然而，在驻留一段时日后，我们渐渐发现那片土地实则颇具魅力，夏日凉爽宜人，蚊虫甚少，瓜果丰富，如香甜的哈密瓜。他在那里竭尽全力，不仅将昔日同僚悉数引进，还主持实施了众多水利工程。不幸的是，他的二哥黄竞武在上海遭遇不幸，遭到残忍杀害。（编者按：黄竞武，黄炎培的次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前主席黄孟复的父亲。他在上海解放前夕不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并惨遭杀害。）省主席对他颇加关照，叮嘱他务必迅速离开，否则恐生变故。于是，他亲自将我们送至上海。彼时，上海正遭受解放军的围攻，我们于深夜抵达机场却无法离开，直至次日清晨方才得以外出。此后，我便在上海滞留，直至解放的到来。他随后辞去了甘肃的职务，迁往香港，不久后便从香港转至上海。

1948年，黄万里在甘肃讲授水利工程课程。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随着上海的解放，东北农林部迅速进驻上海，展开了对建设东北所需人才的招聘工作。黄万里毅然决然地投递了简历，加入了应聘者的行列。同年8月，我们告别了繁华的上海，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并于9月18日抵达了沈阳。在那里，他于东北水利局度过了一个严冬，次年即1950年，黄万里又赴唐山交通大学深造。

“若你确实贪污，则应勇于承认；若你并无贪污之实，也不宜随意乱言，毕竟妄言亦非良策。”此言不慎被工人们听到，黄万里随即遭到举报，成为被怀疑和审查的对象。

“你们常言‘圣人出，黄河清’，我却认为黄河不宜清澈。‘黄河清’，非乃功绩，实为祸端。”《中国水利》杂志在1957年第7期中记录了他们当年的会议情况，其中收录了他在会上的讲话内容。然而，第8期便刊发了对他进行批判的文章，第9期亦然。无论是他人如何对他进行批判，亦或是他在会上的言辞，这一切都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记录。

如今，三门峡的问题已是显而易见，各类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相关资料，众目睽睽之下，皆已明了。在他生前，无人将他观点视为至关重要。

“即便伽利略被囚禁于牢狱，地球依旧绕着太阳运行！”虽非亲耳听闻，但此意显然已在言外。

清华大学水利学院的胡家博教授、李亚莉副教授以及当时的学子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因对黄万里的辩护之举，亦被诬为“右派”。尤其是党治国，承受了极大的苦难，甚至一度险些丧命。尽管黄先生在单位遭遇了无情的批判，但回到家中，他依旧我行我素，阅读书籍、沐浴更衣、外出散步，这些困境并未对他的生活造成干扰。

遭受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后，他最初被分配至密云水库工地进行劳动。我前往工地探望他，彼时他栖身于半地窖中，那里寒冷而饥饿。直至1960年，他方才从工地上撤回。

密云水库工地

那是一个生活颇为拮据的时期，我们寄居在清华园解放前所建的新林园平房内，那院子宽敞而宁静。他在院子里栽种了玉米、南瓜以及各式豆类，尽管之前未曾有过种植经验，但他种的作物却长得格外旺盛。甚至到了1964年，院中依旧留存了几百斤的老玉米，最终都成了家禽的饲料。当时，北大有几位男同学，每周都会来此聚餐一次。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们被迫搬离了住所，职工们抢占了我们住的地方，一栋房子里住进了两户人家，院子里还加盖了许多简易房。

1966年，“文革”的狂潮席卷而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突然闯入我家，然而他们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8月24日，我应校医院之邀参加了一场会议，然而会议结束后，他们却禁止我返回家中，而是让我留在办公室静候。当我终于得以回家时，黄万里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

随后，黄先生亲自致信周总理，具体内容虽已模糊，但无疑是对清华大学发生殴打事件的反映。我将这封信件送达国务院接待室。数日之后，国务院派员赴清华园宣布，严禁任何形式的殴打行为。

1969年，我们被分配至江西鲤鱼洲的血吸虫疫区。在此期间，部分同志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我们居住在类似兵营的大仓库之中。黄万里在斗争中精神几近恍惚，竟对自己是否为特务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他向长女写信求助，希望她能协助他回顾一番，以辨明自己是否真的曾是特务。

1970年6月黄万里不幸中暑，体温急剧攀升，然而两位上司却对他百般刁难，声称只有当他的体温升至39度时，他才能获得休息，免于劳作。

1971年，我们终于结束了在江西的流放生活，重返北京。然而，黄万里在北京仅逗留了短短半个月，便再度被派遣至三门峡水库，负责清扫厕所。由于身体欠佳，他的前列腺问题愈发严重，甚至出现了血尿的症状。直至“四人帮”倒台，他才得以返回北京，寻求治疗。

持续写作至无法继续

1978年，作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范围内最后一位摘下了右派的帽子。彼时，他已步入退休生活，实则更应称之为离休。

在1949年10月之前投身革命工作的同志，均可被认定为离休。而他，自1949年8月起便在上海参与了招聘团的活动，并担任了东北水利局的顾问一职，自那时起，便开始享有相应的待遇。供给制，没有工资。清华忽略了他的这段历史，改为退休了。彼时，我家小女正值分娩之际，我恰巧远赴美国。临行前，我叮嘱她务必明了，她应属离休而非退休，然而清华却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我指出情况似乎并不准确，于是吩咐他们展开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却依旧未能找到任何确凿的结论。

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昔日负责东北农林局水利事务的刘达表示，无需再行调查，我清楚黄万里抵达东北的确切时间——1949年9月，他应当被视为已退休。据此，清华大学随即终止了调查，并将他的身份调整为退休。

离休，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荣誉，不仅享有相应的待遇，还涉及工资上的差异。离休人员的工资可达全额的100%，而退休人员的工资则通常为80%以上。在公费医疗方面，离休人员享有全额报销的福利，这一点尤为关键。若非得益于离休福利，自那以后，他接连经历了五次手术，以至于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

即便已步入退休生活，黄先生依旧坚守讲台，热衷于分享他的观点，以及他的研究成果。这并非出于任何其他目的，绝无提升其授课报酬之意。在解放之初，他便已荣膺二级工程师（相当于教授）的头衔，即便在他离世之际，身份依旧未变，但他对此并不介怀。然而，这涉及到资历层面，您始终停留在二级工程师的级别。那么，在这几十年间，您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时，学校委派他申请担任博士导师。他却表示，既然认为自己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资格，那么无需经过申请程序。他强调，应考量他的资历与学术造诣。若校方认为他胜任此职，便应直接聘请，而不应让他主动申请。尽管如此，学校相关部门却指出，若不提出申请，便无法担任博士导师。因此，他至今未曾开设博士课程。

在80年代，三峡工程动工之际，他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向历任总理提交了意见书，即便笔力渐衰，亦未曾停歇。即便他背负着右派的标签，他依然执着于发声。他常说：“我只专注于表达，至于他们是否倾听、是否采纳，那是领导人的职责所在。”

他一贯坚持真理。

自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洪水灾害之后，黄万里先生深感在水利授课方面尚有不足，遂向系方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请，详细列举了讲义内容，表达了授课的愿望。系领导对先生的申请表示赞同，并为他特别安排了一堂面向研究生及教师的课程。黄先生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彼时，他已年届八十八岁高龄，且身患癌症。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还是坚持要求身着白色西装，佩戴红色领带和黑色领巾。他深知，一堂出色的授课需要教师的仪容整洁，以此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他一直坚持站立授课，亲自在黑板上书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以庆祝黄万里教授九十华诞。在此之前，黄教授曾表示期望能乘坐轮椅出席庆典，然而，自19日起他不幸发高烧，终未能成行。遗憾的是，他在27日不幸与世长辞。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赵诚所著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书中记载了大量翔实可信的史料。黄万里在撰写文字时，总会详细注明年月日，这一做法已成为他的一贯作风，亦是其父黄炎培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