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毛主席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邓小平：我读书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即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演讲时，曾言及

在1937年和1938年，大批青年学子克服重重困难，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奔赴延安抗大，络绎不绝。那时，我虽事务不多，仍不吝为他们授课，三天一小课，五天一大课。虽然许多内容已随时间流逝而遗忘，但有一段话我却记忆犹新。我曾问大家，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等地远道而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还提到，清凉山上飘扬着一面旗帜，象征着新民主主义，它代表着中国追求独立、民主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目标，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这段话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堪称为一面旗帜，他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更深入探索了学习的内涵，并引领延安的学习历程经历了三个显著阶段。

当党的七大召开之际，代表们间流传着一首诗作：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陈毅作《七大开幕》诗。

毛泽东的这番言论，揭示了“万众瞩目清凉山”的深刻原因。

彼时，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及进步力量，犹如星河般汇聚延安，皆因清凉山上高扬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旗帜。所谓反帝，首要之敌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将整个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反封建的核心，则是推行民主，唯有民主，方能推动中国进步，方能积聚抵御日本侵略的力量。抗日与民主，是解决当时中国民生问题的两大关键，二者相辅相成。抗日需要民主的支撑，民主同样离不开抗日的胜利。正因清凉山上那面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延安方才成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成为抗战、团结、进步思想的摇篮，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心驰神往的圣地。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生动地描绘了延安的教与学场景。延安在那个时代成为了全国学习的核心地带，而毛泽东则成为了这个学术中心最为知名、最为繁忙的、孜孜不倦的导师，他是新民主主义大旗下的精神领袖，承担着旗手的使命。

老师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是获取知识、提升技能、投身革命的关键。若不致力于学习，便将失去学问的支撑，从而陷入能力不足的困境，无法胜任领导工作。他比喻道：一旦拥有了学问，就如同站在高山之巅，能够远眺众多事物。而缺乏学问，就如同在幽暗的沟壑中摸索前行，难以找到方向，这样的境遇无疑会让人深感苦恼。（《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建设一个强大的党，是我们必须推进的目标，而我们的干部则亟需不断学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老师深入探究学习内容。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叶剑英三位领导同志共同出席。

“总体而言，学习宗旨即全国乃至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宗旨——抗日救国。”具体而言，需学习三方面内容：首先，要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以及灵活的战略战术；其次，要学会担任干部角色，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投身抗日事业；最后，要立下坚定的决心：为了抗日救国，不畏艰难，勇往直前。这便是对抗大学员学习个性的阐述。

这位导师引领延安的学习历程，历经了三个非凡的阶段。首个阶段是学习运动的兴起，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发出的学习号召为标志性事件。在毛泽东的倡导与引领下，全党上下掀起了重视学习的热潮。第二个阶段是学习改造的阶段，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里程碑。毛泽东直面教条主义的弊端，劝诫教条主义者改正错误，并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制度的建议。第三个阶段是整风学习的深入，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为标志。面对教条主义者的劝导收效甚微，毛泽东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将学习与整顿党的作风相结合的整风学习运动，既以理论批判教条主义，又辅以纪律整顿。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深入学习，有效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文化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在全党中牢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在延安授课期间，毛泽东先生提炼并形成了其大部分的代表作。

毛泽东这位导师，以“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的方式，阐述了一篇篇震撼人心的伟大真理，揭示了引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真谛。毛泽东毕生著述颇丰，内容博大精深，而其最重要的著作多是在延安讲学期间孕育而成的。

毛泽东，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其最具代表性的军事理论著作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源于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它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为日后战胜民族敌人奠定了基础。《论持久战》则是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基础上形成，对抗战以来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并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进行了详尽分析，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则进一步分析了在持久战中，游击战不仅是一种战术，更具有其独特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在抗大报告。

毛泽东，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政治家，其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理论作品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前两部作品诞生于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首次代表大会上，基于其讲演内容而形成的。《论联合政府》则是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亦是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发表的政治演说。这两部著作从政治层面深入论述并剖析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策略，同时探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一位卓越的哲学家与理论家，其最杰出的哲学作品无疑是《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部巨著，源于1937年4月至7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唯物论》时的讲义提炼，其中，《辩证唯物论》讲义的第二部分第十一节即为“实践论”，而第三部分第一节原名为“矛盾统一法则”，后更名为“矛盾论”。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著作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军事方针之后，这两部著作又深刻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注重特殊性的思想路线。

党的建设，作为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部作品，堪称党的建设的典范之作。这些著作均源自于他的演讲内容。这三部著作不仅在整风学习运动中，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统一全党思想、增强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提升党的领导力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1942年，毛泽东同志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各位代表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毛泽东的著作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堪称其文化领域的代表作。该著作诞生于1942年5月，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于5月2日及23日所作讲话的汇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加强文化建设、提振士气、纠正文艺界错误思想、确保文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任务尤为迫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运而生。这部著作不仅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起到了引领作用，而且对后续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与《愚公移山》堪称其价值观思想的代表作。其中，《纪念白求恩》与《为人民服务》均为千字左右的短文，而《愚公移山》篇幅略长，亦不足两千字。尽管字数有限，但这三篇作品却以鲜活、生动的笔触，深刻地塑造了白求恩、张思德、愚公三位典范人物的形象，并满怀激情地赞颂了他们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矢志不渝地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

毛泽东在延安创作的这些杰作，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也象征着中国人民觉醒的起点，代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开端，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们犹如一把锐利的思想武器，武装了全党的思想，指引着革命的方向。

三、在延安，毛泽东精心教育和培育了众多学子。

在延安，这位老师培育了众多卓尔不群的学生，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锻造了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骨干力量。邓小平与陈云，便是这支队伍中两位杰出的典型代表。

那一年，即1943年，毛泽东、陈云与林伯渠三位伟人齐聚延安。

“在延安那段时光，我深入研究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和电报。全面阅读之后，我深切感受到其中始终贯穿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实事求是。那么，如何实现实事求是？我当时的感悟便是：十五个字。”不拘泥于权威、不盲从于书本、唯真理是从，通过交流、对比、不断实践与反思。“这十五字真言，前九字蕴含着唯物论精髓，后六字则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二者合璧，便是唯物辩证法的真谛。”（《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陈云所倡导的著名调查研究方法，正是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曾言：“若不首先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投身于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而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应对‘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便是沾染了国民党官僚主义作风的体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陈云明确指出：“真正的难点在于弄清实际情况，而非决策本身。一旦情况明了，决策自不难定。我们应当将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于深入调查了解，而将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用于决策制定。”（《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由此，陈云将调查研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量化，为二者之间的衔接提供了明确的比例。陈云在财经和党建领域的卓越成就，正是与他所掌握的这种正确哲学方法密不可分的。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招待会上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

“我阅读的书籍并不多，但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便是坚信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无论是过去战争年代靠此取胜，还是如今进行建设与改革，都离不开这一原则。”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并非源于教条，而是基于实践，基于实事求是。”（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其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强调的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关注“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些思想对邓小平同样影响深远。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正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如今，中国在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式上明确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并践行一条属于我们的发展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这是我们经过长期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得出的根本性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959年，毛邓同框。

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其成就举世瞩目。无疑，这一伟大事业是在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注重把握其本质与发展趋势的思想引领下逐步形成的。而延安，正是毛泽东同志这种实事求是、注重本质与趋势的思想的摇篮。